一生办证超400，怎样走出“证明越多信任越少”困境

中国人一生中有多少个证件证明？有机构1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生活相关的各类证件、证明多达400多个，其中最常用的有103个之多”！

证明“多”，而且流程“繁”：证件审批涉及众多部门，同样的材料要重复提交，部分证件审批周期过长。据统计，办理这103个常用证件，需要经过18个部委局办，盖100多个章，交28项办证费。其中户口簿需提交37次，照片要提交50次，身份证要提交73次。如果有特殊情况，可能更为麻烦。比如异地办理准生证，需要经过8个单位，开5份证明，盖8个章，历时8天。当然，有可能还会出现“怎样证明我妈是我妈”那种奇葩事，费劲耗时也未必能办理妥当。

听说一生中要办理这么多证件证明，人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就是假证件假证明在所难免。这也难怪，证件证明数量如此庞大，哪有功夫都精工细作？谁又能全部认得过来？有时造造假也能过关，必然导致需要更多证件证明来“防假”。事实也正是如此，证件证明越来越多，恰恰因为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与造假现象大量存在，人们互不信任，只能饮鸠止渴般乞灵于更多的证件证明，希望尽可能减少误判、规避责任，尽管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退一步说，即使这些证件证明不假，其带来的社会损耗也是惊人的。一把一把的这卡那卡、一叠一叠的证件证明，耗费了大量物质成本，更浪费了无数的生命光阴。时间一久，见怪不怪，人们或已无力质疑：这就是社会管理应有的常态吗？

当然不是。早在计算机时代来临以前，有的国家已开始对每名社会成员实施“社会安全卡”档案管理制度。在全国各地设立统一的居民信息采集与动态管理机构，每个人都有跟随终生的唯一社会安全号码与相应档案，记载了从父母基本情况到本人姓名、性别、年龄、入学、就业、结婚等几乎所有个人社会活动信息，并与个人福利、纳税、信用状况等相联系，从而不必开具太多证明，持有很多证件，同时也减少了造假的可能性。早期建立这样一整套信息数据，成本颇为庞大，让人不可思议，但也为科学、高效的社会管理所必需。好在到了计算机时代，实施难度已大大降低。

按说在我们这个计算机和大数据都已十分发达的时代，建立这样一套简明高效的社会成员信息采集系统，减少冗杂低效落后的各类证件证明，应该更有必要，也更为容易，哪怕人口数量要多一些。然而，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证件证明繁杂的老毛病不但一直未能去根，反而随着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社会流动的日益加快，社会诚信的日益缺乏，反而有更加恶化之势。

症结在什么地方？板子恐怕得先打在缺少相应立法和顶层设计上。虽然早已有了信息集中收录、证件证明合一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的构想，但是迟迟不见有重大的实质性举措，目前尚看不到明晰的路线与眉目。在信息共享、平台统一问题上，最需要顶层设计和相关的立法作保障。而且由于这种平台属于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大、见效慢、风险高，虽然新体系建立以后，整个社会成本会大幅降低，但前期投入需耗费大量资金，不是个别部门、个别企业能够承受的，必须有国家层面的整体设计并明确推行步骤与措施。

其次要打破地区、部门、单位等利益藩篱和人为壁垒，有效整合各方资源，也要有国家层面的权威去推动。统一的社会成员信息平台，所需信息来源多、分布广，必然牵涉多个方面，尤其事关各种利益。除了直接涉及一些原有的颁证件、开证明的部门或明或暗的权力，也与许多服务性事业单位、公司、组织、团体等有关，大到公安系统、财政系统、金融系统，小到医疗诊所、街道社区甚至小区门卫等，凡是有数据收录与获取终端的地方，不管是高速主干网、次级网络还是各类局域网，只有全部纳入统一平台，才能保证信息的动态更新、及时有效，才能使办事不需繁多的证件证明成为可能，从而走出“证明越多信任越少”的困境，减少社会运行成本，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以制度保证社会诚信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