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公务员生活满意度最高 幸福感偏低

此次调查显示，福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 摄

都市生活的快节奏、高效率，让人们脚步匆匆、忙忙碌碌；身处不同工作岗位的你我，有着属于自己的快乐，也承担着共同的社会压力……

提出将“首善之区、幸福福田”作为施政目标的深圳市福田区，日前联合某咨询机构，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民意调查。调查组在辖区内选取了五大职业群体，对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感感知、压力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形成《福田区社会心理调研报告》。

调查显示，福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公务员(微博)的生活满意度最高，但主观幸福感偏低；劳务工群体无论是生活满意度还是主观幸福感都排在最后。同时有近半数的人认为，物价上涨是当前最忧心的问题。

企业职员最幸福 来深建设者排最后

调查人员在福田辖区选取了教师、医护人员、公务员、企业职员、来深建设者等五大代表群体为研究对象，按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学历、是否深户等，抽取了51人的样本做开放式访谈，并根据访谈结果设计了调查问卷。

在生活满意度一栏，调查显示，福田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为中等偏上。不满意的人占9.4%，有些不满意的为14.5%，一般满意为42.7%，比较满意为27.2%，很满意为5.9%。

在五大群体中，公务员生活满意度最高，其次依次为教师、企业职员、医护人员，排在最后的是来深建设者。所谓生活满意度，是指对目前生活状况一种较稳定和长久的态度意愿，属于认知层次的研究。

与生活满意度相对应的是“主观幸福感”，专家解释，该指标是从态度的情感层次上进行的研究，更多是一种情感体验，因此“幸福感”与社会健康、良性发展息息相关。

“福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不同的性别、年龄、收入水平、职业、宗教信仰、婚姻状况、学历及是否为深户均对幸福感有影响。其中企业职员幸福感最强，其次是医护人员，排在第三的是教师，第四是公务员，最后是来深建设者群体。”

调查人员发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部分职业人群虽然生活满意度高，但主观幸福感却较低，也就是通俗所说的，“生活条件的确不错，但却感受不到幸福”。

调研报告认为，公务员虽然生活满意度最高，但在情感层面上，“公务员可能因为工作压力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没有像别人认为的那么幸福”。

物价上涨成为“最忧虑的事”

为探索福田区居民社会心理现状的深层原因，调查人员对于该辖区居民的压力源及幸福感构成进行了研究。其中，压力源的探索中，涉及对目前承受的压力以及对未来担忧问题的找寻。

在压力来源方面，有近六成的福田居民认为，经济收入是目前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工作压力以及住房压力。

另外，有很多社会问题，构成了人们对未来生活不确定的深层次担忧，排在前五位的是：物价上涨（46.7%）、贫富差距太大（37.6%）、社会道德水平下降（36.3%）、社会诚信度低（35.4%）、腐败现象（29.6%）。

除了这些共同的压力和普遍的担忧，不同人群又因工作性质不同，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其中，教师的主要压力来自于工作时间长和教学压力；医护人员主要是接诊量太大和医患矛盾；公务员主要担心问责、考评和晋升；企业职员对于工作压力和稳定性感到焦虑；劳务工则多抱怨收入太低、权益保障难等。

上述指标通过分类整理后，形成了《福田区社会心理调研报告》的核心部分。目前，这份带有鲜明创新特征的《调研报告》，已下发至福田区科级以上干部手中，今后将成为福田经济社会发展决策的重要依据。

根据调研结果，专家建议，应当以这份报告为契机，健全福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优化社会心态环境。“宏观上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心理价值引领体系、检测预警体系、干预疏导体系、支持保障体系；微观上要针对不同人群采取特定的干预机制。同时，决策与执行要分离，加大对民间心理服务机构的重视和扶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

案例分析

案例1

类别：民办教师

“收入过低，民办教师压力大”

苏女士（45岁）

职业：福田区某民办学校初中部班主任老师

最烦恼的事：收入不高，同行差距大

作为一名民办老师，苏女士说，她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经常要到晚上7点半才下班，工作时间长，周末经常要加班，加班费只有100元/天。

据她反映，民办老师月薪基本上是两三千元，多的也只有4000元。“像我这个年龄的班主任，在绩效好、奖金最高的情况下，月薪才能够拿到5000元左右。”

另外，民办学校的生源质量往往得不到保证，“还得跟公立学校的要求一样，跟他们拼质量，当然压力会很大。”苏女士说，在工资收入上，民办教师无法与在职公办教师比。

据介绍，按照福田区教育部门规定，在职老师是不能做家教的，这样的规定不只针对公办教师，同样适合民办教师。于是民办教师除了不太高的工资，不可能有其他收入。

苏女士抱怨说，目前她每月挣三五千元，又要养家糊口，又要租房子住，学校有些怀孕六七个月的老师，只能到布吉等原关外地区租住“农民房”，廉租房和安居房想都不敢想。

“民办学校也是学校，每年承担着深圳30%左右的教育任务。政府每年在教育上投入那么大，为什么不在民办学校上加大投入呢？”

专家献策

民办教师薪资待遇水平低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工资低、户口不能调入，教师难以安心教学。是否可以出台相应政策，逐步把民办教育纳入到福田区国民教育发展规划中去，缩小民办、公办教师待遇差距，保障社会公平？另外，可从缓解学生学业压力入手，进而也实现教师的“减负”。

案例2

类别：企业职员

“政府对"夹心层"人群关注还不够”

林先生（42岁）

职业：福田区某企业员工

最烦恼的事：工作数年仍买不起房

在福田区一家企业工作的林先生，5年前被公司公派到外地，后来又调回深圳工作。在林先生看来，像他这样的企业职员，工作压力大、负担重，但收入“高不成低不就”，处于社会的“夹心层”。

以他目前最担心的住房问题为例，林先生说，他虽已经工作若干年，但一直未能解决住房问题。“我曾经为特区作出过一定贡献，在深圳工作了四五年才离开深圳，回来以后，房价上涨厉害，尽管自己各方面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要买商品房却遥不可及，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又不够条件。”

林先生认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出台，更多的是为社会底层人群考虑，对夹心层关注不够。“如住房政策上，我认为政府在设计政策时，要区分不同的群体制定相应的政策，不仅考虑体制内的人和社会底层的人，像我们这样的夹心层也需要考虑。”

专家献策

解决企业员工的焦虑感，关键要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时要通过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提高企业员工的收入待遇。区政府相关部门推进该制度建设过程中，一是要对企业实施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二是要协同专业社会组织，研究制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进方案，在辖区企业试点和推广。

案例3

类别：医护人员

“不管患者投诉是否合理，我们都挨批评”

林女士（35岁）

职业：某医院门诊部医生

最烦恼的事：遇上“难缠”的患者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林女士对于目前的医患关系非常苦恼。“我现在在门诊部当医生，一天看诊量有五六十个，大部分病人态度挺好，但每周都会碰到个别难缠的患者。”林女士说。

“现在医院也没有专门与患者沟通方面的培训，碰到这种事情，基本上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处理，息事宁人。如果病人到政府去投诉我们，不管是有效投诉还是无效投诉，最终挨批评的还是我们自己。”

据了解，医患关系紧张是当前较为普遍的问题，患者普遍对医疗诊治效果期望值与实际医学科技水平存在差距，作为医生却经常得不到患者的理解。

一些医务人员反映，特别是当遇到那些很难缠、很不通情达理的病人，尽管医生做的是正确的，却也得不到理解，甚至遭到无端的指责和谩骂。

专家献策

在继续加大对社康中心和民办医疗机构投入力度的基础上，能否加强医护人员的技能培训，帮助医护人员掌握一定心理知识，学会与各类人打交道？同时，应建立行业自律自治机构、建立医患纠纷调解的第三方社会组织，通过行业调解、中立第三方调停等手段，有效解决医患纠纷。

案例4

类别：公务员

“工作量大，每天提心吊胆”

谢先生（36岁）

职业：城管执法队员

最烦恼的事：工作事项太多，随时会被问责

在一般人眼中，公务员待遇优厚，有一定的行政权力，执行公务过程威风凛凛，让人十分羡慕。但事实上，部分基层公务员尤其是执法类公务员，却有说不出的苦衷，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

作为一名城管执法队员，谢先生日常担负的执法内容有14项之多，包括清理“六乱”、查处违章搭建等。本来任务已很繁多，在执法过程中，还面临各方面的批评监督，既有来自上级部门的，也有来自辖区百姓及媒体的，压力巨大。

“有些问题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谢先生举例说，比如在查处无证校外午托机构问题上，在他所管理的辖区内，各类校外午托机构有10多家，由于校外午托机构许可门槛较高，还需要消防、安全、教育等多个部门审批，这10多家午托机构没有一家取得合法手续。

“上级督办过、媒体曝光过、群众投诉过，我们也提出过警示、开过罚单、贴过封条，甚至取缔过，但是始终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刚性需求摆在那里。”谢先生说，他们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一旦辖区内某家无证午托机构出了问题，首先要负责的就是执法人员，而这只是他们面临的诸多压力的一项。

专家献策

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完善向社会组织转移社会管理职能和购买服务体制可以释放公务员压力。同时，应考虑建立第三方机构将群众满意度调查作为检查评价的重要依据，变考核为评奖，变管理为服务，变“唯上”为“唯下”。

案例5

类别：来深建设者

“一年攒不下1万块钱”

黄女士（41岁）

职业：某工厂厨工

最烦恼的事：物价越来越高，收入难以增长

相比于其他各类职业，深圳劳务工的工资待遇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在某工厂做厨工的黄女士，目前收入只有2000多元，加上同为劳务工的老公的收入，全家六口人月入只有四五千元。

黄女士家上有2个老人，下有2个孩子，经济上的压力让她不堪重负，但又无能为力。“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也没什么技能，只有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换取微薄收入。”

此次调查显示，像黄女士一样，生活在深圳的基层劳务工大都反映，深圳贫富差距太大，本地人与外地人也相差太大，社会分配不公。“有些本地人坐在家中靠收租就能轻易月入过万，有些企业年终奖分红也很可观。而外地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年辛苦下来也攒不下1万元。”黄女士说。

她希望政府能实实在在给来深建设者提供便利，而不是倾斜本地人或者深户。在她看来，劳务工子女上不起公立学校、看不起病、缺乏职业培训、享受不到政府很多保障等，都是造成这一群体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原因。

专家献策

提高劳务工的技能水平，是实现收入增长最主要的途径。不妨通过财政补贴、公益招投或公益创投的方式，鼓励和引导教育培训机构和社会组织加强对来深建设者的公益服务，另外将免费或优惠培训的范围扩宽到包括劳务工的大部分工种，将培训班办到劳务工集中的工业区、居住区附近，形成便捷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网络体系。

不同年龄阶段幸福感排名

50岁以上	41—50岁	31—40岁	26—30岁	25岁及以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不同收入（单位：元）水平幸福感排名

12000以上	8000—12000	5000—8000	3000—5000	1000—3000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不同社会群体幸福感排名

企业职员	医护人员	教师	公务员	劳务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