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之祖——东晋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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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磊博士 点击：
发布时间：2020-04-23 16:42:16
近期，全世界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全民的关注和讨论。而在应对疫情的各种方法中，疫苗作为预防病毒的可靠方法一直为大众所期待。疫苗，可以用来预防疾病，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然而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药物有什么不同呢？自从荷兰人列文虎克（1632年—1723）第一个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菌和原生动物，人们开始从视觉上去认识自然界中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并把其中一些可以引发人体疾病的，称为病原微生物，而中国古代称之为外邪、邪气或毒气。通过现代免疫学，我们知道病原微生物进入人体后，会通过不断繁殖、变异和进化，增强自己的毒性或致病力，导致人体生病，而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自动产生应对机制，去祛除或消灭入侵的病原微生物。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对具有传染性疫病的防治进行探讨，其中《素问·刺法论》写到：“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大意是，黄帝问岐伯说，疫病来了，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其病症都差不多，若不施加救治，怎么能防止传染呢？岐伯回答，没有被感染的人，是因为体内存有正气，但是人的正气不一定都很强大，邪气依然有可能会入侵，在就需要避开毒气。“天牝”是鼻子，指呼吸是导致疫病传播的途径，需要把邪气驱逐出去，就不会感染上疫病了。
这里提出了防疫策略的两个关键点有：“正气存内”和”避其毒气”。 ”避其毒气”有很多方法，通过戴口罩、勤洗手、燃烧艾草、芳香避疫等；“正气存内”的方法也有很多，例如良好睡眠，合理饮食，练习“五禽戏”“八段锦”，还有根据病毒特征以及人的体质针对性服用中药，等等。然而最具针对性的提升正气的方法，便是使用疫苗。
疫苗是利用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来制成，只不过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转基因等方法处理后，其毒性大大减弱，不足以对人体产生危害，却能够刺激到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相应的抗疫物质。在科学史上，大家熟悉的是，1796年 “疫苗之父”英国人爱德华·琴纳发明了“牛痘苗接种法”，而 “微生物学之父”法国人巴斯德研制的狂犬疫苗在1885年首试成功，然而这背后却有很深的中国免疫学的渊源。
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思想和疫苗技术的萌芽，来自1700年前的中国人——葛洪。同时，全世界接种疫苗的方法都是从中国学习的，俄罗斯、欧洲、日本，都是中国的学生。
这里提出了防疫策略的两个关键点有：“正气存内”和”避其毒气”。 ”避其毒气”有很多方法，通过戴口罩、勤洗手、燃烧艾草、芳香避疫等；“正气存内”的方法也有很多，例如良好睡眠，合理饮食，练习“五禽戏”“八段锦”，还有根据病毒特征以及人的体质针对性服用中药，等等。然而最具针对性的提升正气的方法，便是使用疫苗。
疫苗是利用病原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来制成，只不过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转基因等方法处理后，其毒性大大减弱，不足以对人体产生危害，却能够刺激到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相应的抗疫物质。在科学史上，大家熟悉的是，1796年 “疫苗之父”英国人爱德华·琴纳发明了“牛痘苗接种法”，而 “微生物学之父”法国人巴斯德研制的狂犬疫苗在1885年首试成功，然而这背后却有很深的中国免疫学的渊源。
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思想和疫苗技术的萌芽，来自1700年前的中国人——葛洪。同时，全世界接种疫苗的方法都是从中国学习的，俄罗斯、欧洲、日本，都是中国的学生。
上图：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东晋道士、名医
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狂犬病的病症：“凡捌犬咬人，七日一发，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要过百日乃为大免尔。”意思是：被疯狗咬后，每隔七天会有一个发作期，若二十一天之内没事，发病概率就很小，如果过了一百天还没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与现代医学中狂犬病的潜伏期（20~90天）非常接近。
对于狂犬病的防治，《肘后备急方》中有一段记载：“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意思是：一旦被疯狗咬伤，伤者要立即将疯狗打死，把狗脑取出来，涂抹在伤口上，如此可以预防狂犬病发作。现代人看到这可能会疑惑不解，甚至觉得是巫术迷信，殊不知这其中蕴含了免疫思想和疫苗技术的萌芽。按照现代医理的解释，狂犬病毒在狗脑中最容易繁殖，狗脑中也会产生减毒株来抑制狂犬病毒扩散，而利用这种减毒株，来激发人体免疫力，可以预防病毒发作。这完全是基于中医“扶正祛邪”理论的一种应用，即“以毒攻毒”的技术策略，具体方法便是：用同类但毒性较弱的邪气（减毒株），来激发和提升人体的正气（免疫力），从而达到祛除邪气的目的。按照中医的观点，治病如治国，疫苗就好比军事演习中模拟的敌方军队，以军事演习的方式，对将要出征的军队进行某项专门的训练，然后使得军队可以高效有力地完成此特定的军事任务。疯狗的狗脑中，存在着天然的狂犬病减毒株，也就是天然的狂犬病疫苗。
这种免疫的思想和技术在后世的欧洲得到了验证和发展。在欧洲首次制成狂犬疫苗的“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1822-1895），将葛洪所记载的取用天然狂犬疫苗的技术，发展到人工制备的新阶段，并成功将之商业化。他的方法是：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这将疫苗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台阶，然而其核心思路与葛洪是一脉相承的。
葛洪在传染病学、寄生虫病、症状学、治疗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他的许多有关传染病的记载，很多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最早的记录。例如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屠呦呦，成功地从青蒿中提取出了抗疟的有效成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而其灵感来自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另外，世界上对天花最早的记录见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剧者多死”。意思是：有一年，曾有一种传染病流行，发病时，病人头面起疱疮，随后遍及全身，开始是小红点，不久成为白色脓包，一碰就破,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引发高烧,病人大多死亡，活下来的人，皮肤上留下一个个小黑瘢，一年后黑瘢才变成和皮肤一样的颜色。他描述的这种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认为，阿拉伯医生雷撒斯最早记载了天花，其实，他比葛洪要晚500多年。
同时葛洪对“天花”的起源进行了追溯，认为天花（葛洪称之为“虏疮”）是由东晋时期匈奴人的俘虏传入中国的：“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
由于免疫思想和疫苗技术的萌芽，直接促使中国首先开创了人类天花病预防之先河——人痘接种术。
按照文献记载，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人痘接种术”。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介绍：“治小儿身上有赤黑疵方：针父脚中，取血贴疵上即消。”“治小儿疣目方：以针及小刀子决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
唐代出现的人痘接种术，同样是 “以毒攻毒”方法，是在葛洪的免疫思想上进一步发展。但此时的种痘术一直只是在民间秘密流传，故而其源头已经不可考证。清朝学者董玉山在《牛痘新书》中说：“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公元713〜741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
另外，在11世纪的宋朝，四川峨眉山就有一医者能种痘，被人誉为神医。宋真宗赵恒（公元998年～1022年在位）的宰相王旦子女皆因天花夭折，后又生子王素百。王旦接受以往教训，请来峨眉山的神医为其子接种牛痘，其子健康活到了67岁而终。
《痘科金镜赋集解》：“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徒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据《三冈识略》记载：清顺治10年（公元1653年），安庆张氏度三世发明用痘浆（类似鞣酸、水杨酸的回浆汁）染衣，让儿童穿在身上，可发轻症，这样便可以对儿童的机体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预防虏疮（天花）。
乾隆时期医家张琰《种痘新书》：“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又说：“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
以上说法可以看出，最迟到明代，中国已经将人痘接种术系统化，到了17世纪，我们就在接种疫苗了。
清《癸己存稿》记述：康熙27年（公元1688年），俄国最先派人来我国“学痘医”。不久，痘医之术由俄国人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土耳其和北欧，随后传播到欧洲各国、印度、突尼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谈种痘》的信中这样赞扬来自中国的种痘术：“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蒙塔古的夫人于1717年将此术传入英国。在中国“人痘接种法”的基础上，在英国一直从事“人痘接种”工作的爱德华·琴纳在1796年发明了“牛痘苗接种法”。1744年，中国的痘苗接种医师李仁川到达日本长崎，从此，日本人也学会了“种痘之术”。
综上可知，东晋葛洪的免疫思想和疫苗技术，是英国人爱德华·琴纳和法国人巴斯德在免疫学思想和疫苗技术上的先驱，而近代欧洲免疫学的发端，正是对中国古代免疫思想和技术的一种承续，若说18世纪的爱德华·琴纳是“疫苗之父”的话，那么4世纪的葛洪便是当之无愧的“免疫之祖”。
（作者：肖磊 中国政法大学科学技术教学部，北京香文化促进会专家团成员）
(责任编辑：肖磊博士)
对于狂犬病的防治，《肘后备急方》中有一段记载：“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意思是：一旦被疯狗咬伤，伤者要立即将疯狗打死，把狗脑取出来，涂抹在伤口上，如此可以预防狂犬病发作。现代人看到这可能会疑惑不解，甚至觉得是巫术迷信，殊不知这其中蕴含了免疫思想和疫苗技术的萌芽。按照现代医理的解释，狂犬病毒在狗脑中最容易繁殖，狗脑中也会产生减毒株来抑制狂犬病毒扩散，而利用这种减毒株，来激发人体免疫力，可以预防病毒发作。这完全是基于中医“扶正祛邪”理论的一种应用，即“以毒攻毒”的技术策略，具体方法便是：用同类但毒性较弱的邪气（减毒株），来激发和提升人体的正气（免疫力），从而达到祛除邪气的目的。按照中医的观点，治病如治国，疫苗就好比军事演习中模拟的敌方军队，以军事演习的方式，对将要出征的军队进行某项专门的训练，然后使得军队可以高效有力地完成此特定的军事任务。疯狗的狗脑中，存在着天然的狂犬病减毒株，也就是天然的狂犬病疫苗。
这种免疫的思想和技术在后世的欧洲得到了验证和发展。在欧洲首次制成狂犬疫苗的“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1822-1895），将葛洪所记载的取用天然狂犬疫苗的技术，发展到人工制备的新阶段，并成功将之商业化。他的方法是：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这将疫苗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台阶，然而其核心思路与葛洪是一脉相承的。
葛洪在传染病学、寄生虫病、症状学、治疗学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他的许多有关传染病的记载，很多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最早的记录。例如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屠呦呦，成功地从青蒿中提取出了抗疟的有效成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而其灵感来自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另外，世界上对天花最早的记录见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剧者多死”。意思是：有一年，曾有一种传染病流行，发病时，病人头面起疱疮，随后遍及全身，开始是小红点，不久成为白色脓包，一碰就破,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引发高烧,病人大多死亡，活下来的人，皮肤上留下一个个小黑瘢，一年后黑瘢才变成和皮肤一样的颜色。他描述的这种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认为，阿拉伯医生雷撒斯最早记载了天花，其实，他比葛洪要晚500多年。
同时葛洪对“天花”的起源进行了追溯，认为天花（葛洪称之为“虏疮”）是由东晋时期匈奴人的俘虏传入中国的：“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
由于免疫思想和疫苗技术的萌芽，直接促使中国首先开创了人类天花病预防之先河——人痘接种术。
按照文献记载，唐代就已经出现了“人痘接种术”。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介绍：“治小儿身上有赤黑疵方：针父脚中，取血贴疵上即消。”“治小儿疣目方：以针及小刀子决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傅之”。
唐代出现的人痘接种术，同样是 “以毒攻毒”方法，是在葛洪的免疫思想上进一步发展。但此时的种痘术一直只是在民间秘密流传，故而其源头已经不可考证。清朝学者董玉山在《牛痘新书》中说：“考上世无种痘诸经，自唐开元间（公元713〜741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
另外，在11世纪的宋朝，四川峨眉山就有一医者能种痘，被人誉为神医。宋真宗赵恒（公元998年～1022年在位）的宰相王旦子女皆因天花夭折，后又生子王素百。王旦接受以往教训，请来峨眉山的神医为其子接种牛痘，其子健康活到了67岁而终。
《痘科金镜赋集解》：“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徒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据《三冈识略》记载：清顺治10年（公元1653年），安庆张氏度三世发明用痘浆（类似鞣酸、水杨酸的回浆汁）染衣，让儿童穿在身上，可发轻症，这样便可以对儿童的机体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预防虏疮（天花）。
乾隆时期医家张琰《种痘新书》：“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箕裘，已经数代”。又说：“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
以上说法可以看出，最迟到明代，中国已经将人痘接种术系统化，到了17世纪，我们就在接种疫苗了。
清《癸己存稿》记述：康熙27年（公元1688年），俄国最先派人来我国“学痘医”。不久，痘医之术由俄国人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土耳其和北欧，随后传播到欧洲各国、印度、突尼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谈种痘》的信中这样赞扬来自中国的种痘术：“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蒙塔古的夫人于1717年将此术传入英国。在中国“人痘接种法”的基础上，在英国一直从事“人痘接种”工作的爱德华·琴纳在1796年发明了“牛痘苗接种法”。1744年，中国的痘苗接种医师李仁川到达日本长崎，从此，日本人也学会了“种痘之术”。
综上可知，东晋葛洪的免疫思想和疫苗技术，是英国人爱德华·琴纳和法国人巴斯德在免疫学思想和疫苗技术上的先驱，而近代欧洲免疫学的发端，正是对中国古代免疫思想和技术的一种承续，若说18世纪的爱德华·琴纳是“疫苗之父”的话，那么4世纪的葛洪便是当之无愧的“免疫之祖”。
（作者：肖磊 中国政法大学科学技术教学部，北京香文化促进会专家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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