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见证抗疫史

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女壁画，昭陵博物馆藏。1990年，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理出来，墓室壁画中，宫女手中所捧的帷帽垂挂着一圈长丝穗，形成一道薄幕，有一定卫生防护功能。

睡虎地秦简，湖北省博物馆藏，1975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竹简记载，若发现有人感染瘟疫，必须主动保持距离并第一时间向官府报告，患者一旦被官方确诊后，会被强制隔离，关进特殊的地方，称之为“疠迁所”。

西汉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河北博物馆藏。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二号汉墓发掘出土。在西汉，人们喜爱焚香熏烟，来驱瘟防疫，养生祛病。

明嘉靖二十九年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甘肃省图书馆藏。《黄帝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早发现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

清代口罩类丝织品，新疆轮台县博物馆藏。

敦煌莫高窟壁画——掷象：为了防止瘟疫，太子悉达多把死去的大象举起丢到城外。

　　关于瘟疫，中国古籍早有记载。《周礼·天官·冢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古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

　　几千年来，人们对瘟疫的抗击始终没有间断。隔离传染源、施以有效药物、保持环境卫生、佩戴口罩等，是历代总结出的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都能在文物中反映出来。可以说，这些文物见证了古人防疫的历史，承载着先人防疫治病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对于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舍空邸第”，强制隔离

　　隔离是阻断疫情扩散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秦朝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根据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疠。来诣。’讯丙，辞曰：‘以三岁时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无它坐。’令医丁诊之。”就是说，乡里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典甲（典甲，相当于现在的乡长）有责任调查和迅速上报。朝廷根据疫情派医生检查治疗，三岁的小孩也不能忽视，并对相关人员采取隔离措施。

　　《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首次出现“疠所”一词。“疠所”就是隔离区。《睡虎地秦简·毒言》还记载，知情者和家人应主动断绝与“毒言”者接触，不与患者一起饮食，不用同一器皿。

　　到了汉代，隔离治疗更加完善，《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南北朝时期，则成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盛唐时期，官办医疗机构更加发达，朝廷设有养病坊，在各州府也设置有类似机构，负责各地医事管理和疾病诊疗，当大的疫情发生时，也承担临时性收容和隔离救治任务。宋朝的将理院、元朝的广惠司、明朝的惠民药局等，都是承担隔离治疗的官办医疗机构。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以防止疾疫传染。

　　“浓煮热呷”，药物救治

　　面对疫情，药物必不可少。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载方113个。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栝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书中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的方剂。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除了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史书、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还有不少。

　　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

　　“洒扫火燎”，环境净化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至关重要。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寇扫”（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我国古代传统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烟蒸洗。《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

　　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熏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伤寒杂病论》中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

　　使用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药组方，以求达到预防呼吸道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目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宫廷还是百姓生活中，熏香成了各种史料和医药典籍中最为常见的驱瘟防疫有效方法。

　　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在晋代。葛洪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他在《肘后备急方》中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用以雄黄、雌黄、朱砂等为主的空气消毒药物制成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预防传染病的方剂……”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恐气触人”，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侵害与传染，而且简便易行，是防疫中的重要物资。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用丝巾遮盖口鼻，“掩口，恐气触人”。《孟子·离娄》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卫生的，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后来有人就用一块绢布来蒙口鼻。

　　3—8世纪时流行一种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晋代。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也具有透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是遮阳蔽沙，也具有一定的卫生防护效果。

　　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

　　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记有这样一条：“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有人考证说那块布不简单，是用蚕丝与黄金线织成。

　　明代医学家万全在《万氏医书》中提出，用雄黄点入鼻窍，阻隔疫病于口鼻之外。这不是口罩，但意识到了呼吸传染。明末大鼠疫中，吴又可在六淫之外，提出杂气（戾气）致病说。他提出戾气自口鼻进入人体，对鼠疫防范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

　　1910年—1911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传播是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用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了“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显。

　　（作者为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