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考古成新潮：考古盲盒脱销、三星堆遗址上新

      拿起精巧的“洛阳铲”铲开土堆，挖出“宝物”，再细细扫去浮尘，青铜器、元宝、铜佛、铜鉴、银牌……慢慢呈现出原貌，这是眼下正在火爆的“考古盲盒”。最早推出这种文创产品的河南博物院最近又开发了文物修复系列，给“考古官”挖掘-清洁-拼摆-粘接-修缮-描金等一套完整的陶瓷修复体验，5月20日刚刚上线的几百个，很快卖光。

　　“通过体验考古学家的乐趣，理解文物，加深人们对历史和考古的认识，”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推出“考古盲盒”的初衷。他觉得，考古和文物不该待在象牙塔里，考古人应该主动与民众走近。

　　随着公共考古这一概念从西方进入中国，近些年考古界越来越重视考古研究与公众的沟通，“文物热”持续发酵，从“考古盲盒”脱销、三星堆遗址“上新”，到清明节假期的“考古旅游热”“博物馆热”，再到2020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过去相对冷门、板着面孔的考古正在变得“亲民”，自带流量。

　　各地的博物馆也早已摆脱“陈列室”的旧貌，利用多媒体技术从考古、文物延展到了展演、文创，形成链条，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关注文物考古和历史文化，考古虽“曲高”，却逐渐不再“和寡”。

　　走出象牙塔

　　公共考古(public archaeology)的概念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西方，但由于国情不同，这一概念在进入中国后，无论内涵还是外延一直在学界、业界存在一些争议和分歧。关键点在于public到底应该翻译成公共还是公众，公共倾向于遗产管理以及公共事务，公众面向的则是一个群体。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长期从事公共考古工作，他曾给公共考古一个解释：开展公共考古的目的，是使考古与社会或公众之间结成利益一致的社会关系共同体或联合体。

　　在中国，尽管老一辈考古学者很早就意识到考古通俗化的重要性，例如考古学家夏鼐从1949年就开始以“漫记”(《敦煌考古漫记》)的方式向公众讲述他的西北考古之旅，既有对古代遗址的严谨探索，也有对风土人情的生动描述，称得上是成功的考古科普。但业内真正开始重视公共考古，还是以曹操墓的挖掘为转折点。

　　2009年底，河南省文物局发布消息，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抢救性发掘的一座东汉大墓，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确认为魏武王曹操高陵，并向社会宣布了此项考古成果和专家认定曹操墓的六大依据。消息一经发布，质疑声即起。

　　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认为下结论“为时尚早”，六大证据是推断出来的，结论令人生疑。接着，收藏家马未都接连发文，对“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担心。这些质疑加大了公众对曹操墓的关注和讨论，从“铁证”石牌的真伪，到发掘、论证过程是否草率，从有无“七十二疑冢”的论争，到为何没有墓志出土的质疑，再到对地方利益的猜测……对曹操墓的争论很快发展成了公共事件，甚至谣言四起，说曹操墓系伪造，河南省文物部门紧急组织专家回应各方质疑。曹操高陵引发的争议后来被学界称为“高陵现象”。

　　“高陵现象”在考古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考古学家们发现，一旦到了公共语境中，专业人士竟然无法引导舆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奚牧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个时候业内都认为，考古真的应该面对公众了，再不这样做，考古学界会陷入很被动的位置。”

　　事实上，在“高陵现象”发生之前，考古界已经“被动”了很久。90年代开始，各地方大兴土木，那时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还不强，将城市文物保护推向城市建设的对立面，认为文物保护是城市建设的绊脚石，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始于2007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在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中，保存状况较差的占17.77%，保存状况差的占8.43%，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看到文物面临的巨大危机，很多考古学家急迫地希望公众能够了解考古和文物的重要性，希望发出呼吁，却发现不但缺乏渠道，而且考古学家还背负着某种负面形象，并不被信任。

　　那时，在经济大潮涌动下，盗墓和文物走私猖獗，严重时盗掘团伙甚至威胁考古学者的人身安全。盗墓文学兴起后，又有不少网友把盗墓和考古混为一谈，把考古戏称为“官方盗墓”。奚牧凉说，这些事情给考古学家带去极强的打击和侮辱感，“大家都迫切地想向民众澄清这些事，让他们了解考古”。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陵现象”将矛盾推至顶点，中国的考古学界意识到，必须让社会广泛意识到考古的重要性，对公众的科普迫在眉睫。可以说，公共考古的概念无论如何解释，一进入中国，目标就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解决考古被边缘化、文化遗产遭到破坏、考古界被污名化等切实的问题。” 奚牧凉说。

　　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公共考古学体系全面启动。委员会的宗旨，就是让公众积极参与公共考古的系列活动，通过精准系统的考古学传播，使专业考古成果为民众所知晓，促进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让文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在这之前，一些地方考古机构行动更快，例如山西考古研究院在2009年2月就成立了“公众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室”，2014年更名为“公众考古研究部”，专门从事考古知识的传播、考古成果与社会共享、举办各类公众考古活动、培养考古志愿者、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等方面的实践与研究工作。山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西是全国省级考古科研院所里，最早成立公众考古职能部门的单位。

　　随后，各地方纷纷成立公众考古职能部门，考古工作开始走出“象牙塔”，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媒体传播，曾经十分冷僻的考古渐成公众关注的热点。

　　自上而下的推动力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公共考古的观念已经在考古界深入人心。山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回忆，在2000年左右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考古的重点就应该是学术研究，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让公众参与。现在，公共考古已经成为考古过程中一个公认的步骤。“原来我们进行考古发掘，检验完后就转到室内整理，然后出研究报告，事情就完成了。但现在，发掘之后，一些适合的挖掘现场会举行公众开放日，让关注考古的社会公众近距离参观遗址和出土文物，已经成为常态。如果不让民众参与，不做公共考古这一块，感觉这个事情就没完似的。” 郑媛说。

　　有了多年的教化培育，再加上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加持，民众对考古的热情日渐浓厚。今年3月三星堆遗址考古，央视进行现场直播，吸引400万人在线围观，10亿网络阅读讨论量，每天六七条热搜加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奚牧凉认为，这与考古界多年的努力有关，但更主要的推动力是自上而下的。

　　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首都博物馆考察工作时说：“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之后，习近平多次强调“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2016年，习近平对文物工作作出指示，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政府的重视给了考古界信心。

　　2017年12月，由央视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九家国家级博物馆合作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开播，这个节目在文物与人之间建立了联结，豆瓣评分9分以上，文物、考古的趋势被整个带动了起来。

　　各地方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机构在这股热潮下步子也越迈越大，与整个文物热形成了正向循环。最早得到民众关注的是故宫文创产品，无论是“小确幸”笔记本还是“朕知道了”胶带，都成功破圈。2019年初，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晒出2017年文创“账本”，故宫2017年文创的销售收入已达到15亿元。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认为，文物要挖掘其所蕴含的易于被公众理解和接受的传统文化要素，找寻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之间的契合点，与公众走近，公众才会更有动力走进博物馆去看陈列，理解文物初始的背景。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才能发挥到最大。

　　今年春节，河南博物院与郑州歌剧院、河南广播电视台合作，在河南春晚推出的《唐宫夜宴》在网络上爆火，河南博物馆里的文物在舞台上仿佛“活过来”，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重量级国宝在20亿次的播放量中被大众所知。

　　文物热使更多普通民众对考古产生兴趣，一些考古研究院在开放部分挖掘现场给普通民众参观的同时，也招募考古志愿者，让普通人有一线体验的机会。

　　山西考古研究院从2010年就开始尝试招募和组建山西考古志愿者团队，至今，已陆续面向社会正式公开招募过三批考古志愿者，最多时报名者达到800人。山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介绍，每批志愿者均来自社会不同行业、拥有不同专业背景，他们从参加考古所的交流讨论、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考古现场公众开放日的宣传开始，逐渐参与到田野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及资料整理工作中。在一线挖掘现场，这些志愿者和考古队吃、住、工作在一起。郑媛记得，有个大学生在完成了志愿者工作后，在报考硕士时填报了考古专业。

　　公共考古在中国发展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对考古的认识，也在考古业内引发了更多思考。去年7月，在三星堆周边发现重要遗址——联合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瓷器和石器。其中一件有“龙凤呈祥”之意的阴线刻龙凤纹盘是官方宣传的重点，纹盘确实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而这种龙凤环绕的布局图案，应该也是首次发现。但公众的注意力却完全被一只撞脸《愤怒的小鸟》里绿猪的陶猪吸引。这只弯弯的嘴角泛着笑意的陶猪还上了热搜。

　　奚牧凉认为，公众对于考古学的视角和解读，也有非常重要的参与价值，他们会提醒考古学家反思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象征权力与帝王将相的“龙凤”败给了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猪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在理解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些帝王将相之外的事？可以说公众的视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 奚牧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