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国农家书屋工程竣工，但是竣工之后，建设质量如何，使用率高不高，管理、保障是否跟得上，仍然需要各方继续关心。 

农家书屋使用率有多高 阅读率低更新速度缓慢

——来自湖南省农家书屋建设使用情况的调研

　　设施和产品供给充足

　　儿童、妇女、老人是阅读主力

　　粉刷一新的小屋内，塞满书籍的浅色铁皮书架占据四周，在白色墙漆映衬下，屋子显得明亮而整齐。

　　在长沙市望城区新康乡月圆村，这间设在村部一楼的小屋成了村里人流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从2011年6月起，全村3000多名村民都可以在这里免费读书、借书。书屋管理员丁惠娟，给我们递上了书屋的借阅登记本——两年多时间，两大本记录本快要写满，共有借阅记录1860多条。

　　“这只是借书的记录，来看书的人要多得多。”丁惠娟说。

　　这间25平方米大的小屋，是湖南省4万多间农家书屋的一间。2012年底，湖南同全国大多数省份一样，提前3年完成了农家书屋工程，实现了有条件行政村的全覆盖。

　　近6亿财政资金投向了湖南省农家书屋的建设之中，包括场地建设、设备购买，以及7600多万册（份）书报音像资料的采购和配送。这也意味着，每间农家书屋拥有的书籍、报刊和音像资料的平均量，至少可达1600多册（份）。

　　“从基础设施和产品供给来说，湖南农家书屋的水平都是不错的。”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灿姣说。前不久，她参与了一项评估湖南农家书屋工程的研究课题，对湖南省13个地市州100多家农家书屋进行了抽样调查。根据课题组的评估模型，湖南省农家书屋在“基础设施”和“产品供给”两项指标上，都得到了85以上的高分（总分100分）。

　　效果并非仅仅停留在分数上。在新康乡月圆村，书屋藏书量达到2200多册，还有电子音像光盘130多张。丁惠娟对书籍进行了分类，包括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现代军事等，足有十大类。

　　不过，在丁惠娟的记忆中，并非每位月圆村的村民都有兴趣光顾农家书屋，“看书、借书的主要是三大群体：儿童、妇女和老人。”

　　翻阅书屋的借阅登记本，孩子们留下的借阅记录几乎占了大多数。距离月圆村农家书屋不到30米，就是村里的学校。“现在正是上课的时候，要是下课或者放假，这里几乎成了孩子们的‘第二教室’。”丁惠娟说。

　　在刘灿姣看来，当前农家书屋主要读者群的构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村“空心化”的现实，“青壮年一般都在外打工，留守儿童以及闲在家里的老人、妇女，自然成了前来看书的‘主力军’”。

　　配送与需求还有差距

　　阅读率低、更新速度缓慢

　　读书人群“两头重、中间轻”的年龄结构，自然会反映在书籍的偏好上。

　　在望城区乌山镇茶园村的农家书屋，管理员张小利告诉记者，少儿、保健和计生类是借阅量最大的书籍，“老人们喜欢看保健类的书，少儿类是小朋友们看，妇女们常常会找一些如何带孩子之类的书看”。

　　《一千零一夜》、《小老虎的大屁股》、《冒冒失失的花精灵》……在望城区靖港镇前榜村，随手翻开一本借阅登记本，大部分的借阅记录都被少儿类书籍所占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类别的图书少有人问津，比如农业科技类书籍。

　　这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却得到了多数农家书屋管理员的认同。在农家书屋的书架上，这类书籍常常是以最“崭新”的面貌整齐摆放；在借阅登记本上，这类书籍的名字同样十分少见。

　　望城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张培认为，科技类图书之所以不受欢迎，一是因为看这类图书的青壮年少，二是现在农民获取技术的渠道较多，三是现在农业科技更新换代速度快，如果这类书得不到及时更新，很可能介绍的都是过时的技术。

　　事实上，农家书屋的书籍更新情况并不乐观。在湖南走访多家农家书屋，管理员们都不约而同地反映，自投入使用以来，书籍就很少有大规模的更新和补充。

　　望城采取的办法是捐赠——由区里的单位与行政村“结对子”，定期购买书籍送给联点村。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书籍往往由捐赠单位自主购买，常常不太符合农民的“口味”。

　　在茶园村，农家书屋的门口加挂了不少门牌，有“青年之家”、“民兵阅览室”等。张小利告诉记者，村里的农家书屋建成后，各部门和单位都会选择以此为渠道送书。书架上，《国防教育与军事基础》的书放了20多本，看起来却依然很新，像是几乎没动过。

　　同样的困惑存在于农家书屋的书籍配送方式上。湖南的做法是将其纳入省政府统一采购，“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保证出版物的质量，一方面在议价能力上更有优势。”刘灿姣说。但弊端也开始显现——统一配送与农民个性化需求之间显然有差距。

　　课题组成员之一、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王宇告诉记者，以科技类书籍为例，他们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没有养殖产业的村，农家书屋常常摆着养猪方面的书籍，而与本村特色种植相关的书籍却找不到踪迹。

　　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维护、保障机制跟不上

　　茶园村农家书屋的一角，是孩子们的书画展示区。今年，书屋与村小学联合举办了书法和绘画比赛，书屋特意腾出了两个书架，摆放其中的优秀作品。

　　依托农家书屋开展宣传、文化活动，是提升书屋知名度、调动村民阅读积极性的有效办法。不过，对于许多农家书屋而言，这样的活动似乎并不多见。

　　刘灿姣告诉记者，根据课题组对读者的调查，农村读者参与农家书屋开展的文化活动的比例低于50%。他们同时发现，村民们获得农家书屋信息的途径很少，基本上都是依靠村民之间的口口相传，几乎从未获得过任何宣传资料。

　　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人。记者了解，农家书屋管理员基本都属兼职，要么由村干部代管、要么由热心人士义务担任，既无额外激励，也谈不上制度约束，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基本靠自觉。

　　丁惠娟是月圆村的计生专干助理，此外还负责村里的资料整理和信息报送。忙不过来时，她会让学生们来帮忙。在月圆村的借阅登记本上，孩子们稚嫩的字迹时常可见。

　　在望城区靖港镇前榜村，农家书屋就设在退休教师何志傲的家中。何志傲爱书，为人也热心，书屋管理得井井有条。不过他也坦承，如果自己干不动了，谁来接班会是个问题。

　　因人而异的局面造成了书屋管理水平的参差不齐。在某村的农家书屋，管理员抱怨有的村民借书不还，藏书因此越来越少，但究竟哪些书少了，他自己的心里也没数。

　　针对日益显现的种种问题，刘灿姣和她的团队在课题中提出了系列建议，包括健全和加强管理员队伍建设，建立农家书屋政府投入长效机制，设置农家书屋管理考评机制等。除了持续投入，如何打破制度藩篱、整合资源齐抓共管，是背后的难点。

　　“比如，可让农家书屋与县图书馆有效对接，一方面可接受来自图书管理部门的培训和指导，同时也有利于书屋的图书更新。”刘灿姣说。然而，由于二者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跨部门合作如何实现仍需探索。

　　课题组认为，要真正建立农家书屋的长效发展机制，不能仅单靠新闻出版部门“单打独斗”，需要联合多个政府部门的力量，发动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充分依靠农村基层组织来实现农家书屋的“建、管、用”一体化。

　　“有些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映，比如农村空心化和中国人的阅读习惯问题。”在张培看来，农家书屋仍处于探索阶段，不能因为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对其丧失信心，从当前来看，只要它发挥了作用，就说明了活力与希望所在。

　　《 人民日报 》（ 2013年09月26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