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广播要不要再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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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村广播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普及率极高，但随着电视的普及和乡镇改革，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广播基本停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组织和服务农民的手段、渠道却越来越少。

　　在资讯发达、传播方式多样的今天，农村广播是否有必要重新响起来？日前，本报记者走进上海、贵州、湖南等地调研。

　　上海金山区廊下镇为986户村民安装有线广播

　　听广播聊新鲜事，就像多了个伴

　　本报记者　郝洪

　　4月8日上午10点，上海金山区山塘村山塘街。77岁的屠阿伯端了把椅子坐在自家门前，听着堂屋里的广播，晒着太阳。这会儿，广播里说的是养生保健，“每周五晚上还能听到我们山塘村的节目。”屠阿伯进屋拿了张节目单，“几点钟播什么，上面写得老清爽。”自从去年8月村里统一装了小广播，屠阿伯每天多了一项娱乐。

　　上世纪90年代，村广播室已基本撤销，共缆喇叭废弃。随着有线电视的普及，乡镇一级广播站也开始撤并，“到2006年，我们镇上的广播站也全部撤销了。近年来，有不少村民反映，现在能听到中央的声音、市里、区里的声音，自己所在的镇里、村里的声音反而少了。”金山区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丁敏晨说。

　　要不要恢复以前的“田头广播”？金山区在一些镇村做了调查，“我们发现，现代网络虽然联通了村镇，村里留守老人多，他们不上网也很少用手机，村镇信息真正传播到户还是有距离。”

　　去年夏天，金山区在廊下镇山塘村、中华村试点安装有线广播，免费为986户安装了小喇叭。除转播金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节目外，两个村每周固定时间插播村自办节目。有线广播成为村里中老年人的“陪伴”。

　　“3间房间3台电视，广播还是要听。”屠家阿婆听不懂普通话，村里用乡里土话插播的节目格外受青睐。邻居张琼莲最感兴趣的是文化信息，镇上有什么文化活动，广播都会通知到，山塘村宣传干事蔡瑞英说，“年轻人难得回村，老人们听听广播，聊聊村里的新鲜事，就像多了个陪伴。”

　　“我们也需要小喇叭。”中华村党支部副书记何叶华说。以前，村里有什么事通知大家，都是让小组长挨家挨户发张通知书，或者网上发布，手机短信推送，“可村里老人多，别说让他们上网，有些阿伯阿婆字也不识，看不懂书面通知，挺耽误事，有了广播，村里的事小喇叭里说一声，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在突发事件应急通知上，小喇叭可起了大作用。”蔡瑞英说，“去年夏天，暴雨引发汛情，村里就及时插播通知，让大家做好防汛准备。”区、镇、村插播重要通知时，小喇叭会自动提高音量。

　　在何叶华看来，小喇叭是村里密切干群关系的桥梁。小喇叭传播信息，办法虽土，但是接地气。用本地方言播出区、镇新闻、解读政策，村民们更容易接受。“我们通过小喇叭广播些村里的好人好事喜事，及时记录村民们的意见、建议，传播新风尚，和村民们多了沟通渠道。”

　　“有线广播进村入户，技术上不难做到，关键是内容如何吸引人。”丁敏晨说。今年，金山计划结合区内2万农户网络数字化改造，在全区推广有线广播。“眼下最缺的是人，节目制作、方言播音、设备维护都需要人。”

　　贵州大方县果木村的广播沉寂近30年后

　　喇叭又响了，大事小情都听得到

　　本报记者　郝迎灿

　　谈起农村广播的变迁，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理化乡果木村71岁的前任支书谢永超感慨颇多。他戏言，过去果木村近千户人家“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

　　据老人回忆，村里最早是在上世纪60年代安装的小喇叭。“一个小木匣子，安到每家每户。早上6点准时开播，宣传政策，通知开会，都靠它。”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高音喇叭逐渐替换了小木匣子。“两个高音喇叭，一个放在学校教室的房顶，一个在对面山坡的电线杆子上，坐在村委会里打开话筒，山里的几个村民组都听得到。”谢永超说，“这时候，包产到户，阶级斗争不讲了，农村政策、计划生育和通知开会成了广播的主要内容。”

　　老人即兴来了一段自己以前通知计生检查的广播：“通知：凡是全村的育龄妇女，没有复检的抓紧去复检，不复检我就要到你家里来，要请我抽根烟、吃顿饭，你就要折财了。我还怕你家的狗咬我，还是自觉去复检。”老人的当地方言，再加上抑扬顿挫的声调，乐翻了一屋子人。

　　不过，上世纪80年代末，农村的大喇叭就再也没有声响了。

　　农村广播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的电话、手机等通讯工具普及，“现在也很少像以前一样动辄开全村、全组的大会，只是小范围地通知几个党员和村干部，打个电话就行了。”谢永超说，“家家也都买了电视，也没几个人愿意听广播的文艺节目了。”

　　让谢永超意想不到的事，如今果木村的广播，跟全县的调频广播同步，大喇叭又响了起来。

　　“县里的调频广播有3个时段，早上6点到8点，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晚上6点到8点。主要播送本地的新闻，有个栏目叫‘方言聚焦’，用地方话讲一些致富典型和法制案例，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把信息传递出来。”谢永超说。

　　调频广播之外的时段，也被村里积极利用起来。“村里的一些重大事项，除了张贴结果之外，也都通过大喇叭向村民播送相关情况。”

　　湖南长沙县福临镇在11个村装上了110个小喇叭

　　有料又有用，村民慢慢喜欢上它

　　本报记者　侯琳良

　　“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福临之声’。”4月10日午后，站在湖南长沙县福临镇双起桥村村部旁边的小山丘上，记者听到了从电线杆上无线喇叭里传出的久违广播。

　　这不是专业的媒体电台，而是越来越受村民欢迎的乡村“小喇叭”。“这是我们录制的第一期福临之声，‘土电台’还不错吧？”镇党委副书记李志明有点得意。

　　2012年9月，福临镇花了18万元，在11个村的主要路口，安装了110台无线广播的小喇叭。于是，每个村开始拥有“电台”，播音员主要由年轻的大学生村官担任。

　　有了手机、电视、网络，还需要重回广播时代？“或许在城市，广播已是一个多余，但是在农村，广播依然大有可为。现在镇里群众已经离不开这个小喇叭了！”李志明说。

　　去年秋收后，在双起桥村，长沙县晚稻收购点可预约的信息经由广播传遍乡镇的田间地头。“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地里挥锄头，赶紧打了个电话预约。”汤全国庆幸地说。

　　然而，村民对广播的喜爱来得并非一日之功。过去一年开办“土电台”的经历，让双起桥村28岁的大学生村官金洪感觉“好像坐上了过山车”，先悲后喜。

　　广播播音之初，金洪时不时发现有的喇叭居然朝着天，装满了雨水。原来村民觉得广播声音太吵，不管喇叭朝哪个方向都不满意，偷偷把喇叭转了方向。“有次一个广播的电源线竟然被村民偷偷剪断。”金洪苦笑着说。

　　就是在质疑和阻碍中，广播磕磕绊绊地“发声”。渐渐地，金洪有了自己的心得。他说，其实当空中传来的声音变得“有料而且有用”时，村民就逐渐习惯并慢慢喜欢起来。“有几天没听到小金的广播，反而不习惯了。最喜欢的是广播里播放的天气预报信息，让我们每天穿衣服有个准儿。”村民杨杏林说。

　　“除了播报相关生产和服务类通知之外，最关键的是把广播当做一个思想文化建设的有力抓手。”金洪告诉记者，3月份开始，镇里逐渐把各村定时广播的内容统筹起来，每天播放一期专题节目，取名“福临之声”，内容以镇里的工作以及身边的正能量故事为主。

　　在开慧镇做了17年文化站站长的李军良有着同样的体会：在农村，要想不花钱、不花时间，不付出任何成本，就可以获取信息，听广播不失为一种便利的途径。

　　“看电视必须呆在家里看，打电话只能一个个打，广播就不一样。骑着单车，在农田干活，只要你在区域之内，无论你干啥，都可以听到。”亲身经历了农村广播由盛到衰的李军良说。看到广播今天在长沙县重新“勃发”，李军良十分欣喜。

　　《 人民日报 》（ 2014年04月11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