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足球解说是拐棍，不是皮鞭

　　合格的足球解说理应是拐棍，需要时拄一下，不需要时可随手丢在一边不至于碍事。如果做不成拐棍，那至少也不应变成皮鞭——不管你能否接受，都会劈头盖脸地抽将过来。

　　作为资深球迷，在电视上看球的年头可实在不算短了，传说中中国体育解说第一代人物——张之老师，印象中并未听过他解说的足球比赛，“听足球”的历史，对我而言是从1978年世界杯半决赛、从宋世雄、宋竞先等开始的。

　　早期的足球解说，似乎带有浓厚的“广播解说”特点，“5号把球传给3号”之类“有眼睛就能看见”的场面话俯拾皆是，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解说员“帮你看电视”一样。这也难怪，早年的大赛难得有中国解说员亲临现场，第一次大规模解说世界杯，几位解说员是在离赛场西班牙万里之遥的香港，看着电视画面配解说词的，与其他普通的电视观众相比，其优势不过是看到的电视更大些且是彩色的罢了。

　　这样的解说风格从两位宋老师，延续到孙正平、韩乔生，以及一些地方台体育解说员身上，随着直播的增多，以及观众收视条件的改善，变得日渐“不解渴”，甚至形同废话——我们自己看得一清二楚，用得着你说吗？上世纪80-90年代之间，一些直播开始引入解说嘉宾（张路老师这样的体育专家，或张慧德老师这样的特定语言专家），并尝试在解说中提供更多背景信息。在一些地方台，则出现了一批以信息翔实、解说风格专业著称的解说员（如唐蒙、詹俊等），他们和专业嘉宾的搭配，成为许多球迷津津乐道的“黄金解说组合”。当然，这一期间另一类风格，即“业余（甚或耍宝）主持+专业嘉宾”的风格也并行不悖，同样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似乎是从一句“格罗索立功了”开始，中国足球解说出现了“激情派”异军突起，“赋诗派”相映成趣的现象，拉美式的颤音“goooooal”和疯狂吼叫，时常在深更半夜将昏昏欲睡的“球迷家属”们弄得惊觉跳起，离题万里的“即兴心灵鸡汤”，则将原本兴致勃勃的铁杆球迷弄得心烦意乱。球场休息、赛事前后，又常常跳出些不知所云、甚至不知和足球有啥关系的帅哥美女，跟真正的足球专家争抢有限的话筒时间。

　　常年居住在境外，各国足球解说也听得多了、熟了，所谓的“拉美式颤音”，在世界杯解说中，通常仅限于给解说者的主队、准主队，在进球时吼上一嗓子，倘是“两不相帮”的中立解说则相对平静，若该解说在同一场比赛中既给甲队、也给乙队“颤”，多半会被认为是神经有问题；大多数欧洲式足球解说，则更像中国早期“广播派”的极简版，寥寥数语，简单交代场面而已，更详细、专业的内容，则放在赛前赛后和中场休息，交给嘉宾去说（通常是著名球星、教练等）。

　　除了2002年，中国队一直是世界杯决赛圈的看客，作为球迷，自可以有自己的“准主队”，作为公营电视台的解说员，却有义务为广大球迷提供中立、专业、客观的解说，而不是将自己变成一个“公费旅游”的“准球迷”，靡费宝贵的公共频道资源，去宣泄自己的情感和精力。

　　当然，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网络时代，观众可以边看转播边上网，其资信之翔实、专业，只要稍做有心人，就未必在解说员之下，“专业路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越来越难。但即便如此，“颤音派”和“抒情派”的泛滥，也足以让许多球迷出于自己或家人、邻居的身心考虑，不得不选择“静音收看”，和解说伴音道别。

　　合格的足球解说理应是拐棍，需要时拄一下，不需要时可随手丢在一边不至于碍事。如果做不成拐棍，那至少也不应变成皮鞭——不管你能否接受，都会劈头盖脸地抽将过来。

　　对于某些现役解说员而言，要求他们提供更好、更专业的解说，暂时恐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但要求他们在做到这些之前，至少不去做“噪音制造者”、“伴音终结者”，恐怕并不算很过分的要求吧？

　　□陶短房（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