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音乐人参加音乐选秀节目 为作秀还是为生活？

　　《中国好歌曲》节目组的一位年轻女导演至今还记得2013年她第一次托朋友联系赵牧阳时，收到的回复毫无转圜余地：“宁肯来这儿做乐队鼓手也不愿意参赛。”而到了2015年1月2日，第二季《中国好歌曲》第一期节目现场，赵牧阳就此事公开道歉，“去年（邀请我）要来，当时不是很了解，就没有进这个圈，还把导演骂了一顿，我非常非常抱歉，今天给你道歉……”

　　从第一季的赵雷、莫西子诗、南无乐队主唱刘相松，到第二季的赵牧阳、杭盖、马条、简迷离、A公馆乐队主唱昭昭，独立音乐人们对《中国好歌曲》逐渐放开了心防。与此同时，独立音乐爱好者们震惊于在电视上见到他们的偶像。在网络上，他们把这档电视节目戏称为“中国好歌曲音乐节”——因为在他们以往的经验里，音乐节是唯一能集中看到这些独立音乐人的地方。

　　经济难独立

　　莫西子诗买不起二手钢琴

　　《中国好歌曲》录制现场，刚刚下台的许钧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临时在网上搜索资料的北青报记者把许钧所在的杭州树乐队和上海的另一支也叫“树”的乐队弄混了，许钧略显无奈地反复解释：“我们是‘the tree’，他们是‘the trees’。”尽管在音乐网站上许钧的音乐已经有58万的收听量，但在搜索引擎中他依然籍籍无名。不仅是许钧这样在独立音乐圈初出茅庐的后辈，即便是像杭盖这样常常有机会在国内外音乐节登台的乐队，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认知度也不高：“只有从事这个行业，或者对这种音乐感兴趣的人才了解我们，大众接触我们的机会非常少。”

　　与音乐人的社会认知度直接挂钩的是他们的经济收入。致力于研究音乐行业的网络媒体“音乐人攻略”在2013年曾发布《2013年国内音乐人生存现状调研》。调研报告显示，在参与调研的音乐人中，每月通过音乐获得的收入在100元或以下的占26.1%，在500元或以下的占40.46%，超过50%的音乐人每月通过音乐获得的收入在2000元以下。 按照这一调研结果，至少一半参与调研的音乐人无法单纯靠音乐养活自己。

　　第一季“好歌曲”时，莫西子诗的日本女友曾上台为他担任钢琴伴奏。录像间隙，“好歌曲”总导演吴群达和他聊天，莫西说自己的女朋友其实私底下很爱弹钢琴，他很想买一架二手钢琴给女友，但经济状况不允许。那次谈话让吴群达印象深刻，“这些独立音乐人生活状况肯定都不如主流商业明星，也有一些比较困窘，但据我的接触，他们还是很有志气和骨气的。”吴群达告诉记者，但当时莫西子诗的语气中，并没有对经济状况的自卑。

　　参加音乐选秀

　　胡莎莎收到人生中第一次爵士音乐节邀请

　　当赵牧阳、杭盖、马条等一期期冒出来，一边是独立乐迷的惊喜雀跃，一边却是评论者的忧心忡忡：在这个连明星都要靠“被虐”吸引眼球的“重口时代”，素人想出头更难了。娱评人“鱼为”便在微博上叹息：“这季好歌曲太多大咖，新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但“好歌曲”总导演吴群达并不这么认为，他透露，《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开始筹备时，许多成名的音乐人主动联系了导演组。但因为音乐作品质量没到标准，这些人中有很多连舞台都没能站上去。相反，“我们节目播出之后，QQ音乐上显示的结果，赵牧阳的《侠客行》和苏运莹的《野子》一样受欢迎，17岁小姑娘雷雨心，没有任何名气，也同样能凭一首好歌《记·念》被人传唱——你能否在这个舞台上立得住，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歌够不够好、够不够真诚地打动人。”

　　《中国好歌曲》也切实地帮参加节目的独立音乐人们改善了处境。第一季的学员胡莎莎就在播出后收到了人生中第一次爵士音乐节的邀请，在“好歌曲”录制现场，她在台上哽咽地告诉导师和观众：“我当爵士歌手很多年，但是我一次爵士音乐节都没参加过，以前参加也是去做伴唱的工作，我在《中国好歌曲》的节目播了之后，上海爵士音乐节联系到了我……”同样收到更多演出邀约的还有莫西子诗，他此前的梦想——做一张纯彝语民谣实验专辑，也终于在“好歌曲”之后实现。不久前，吴群达见到了莫西子诗，交谈中，他感受到这个拥有自由灵魂的音乐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济束缚，开始用一种更自由的状态去创作和表演。

　　唱片已死

　　“电视音乐节”能否救市

　　一次到西班牙度假时，在出租车里，吴群达听到出租车司机放的是冰岛独立乐队Sigur Ros的专辑。“这个乐队在国内知道的人可能都不是很多，但在西班牙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日常听的歌。”吴群达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化一定程度上存在断代，某一个阶段“封闭了自我”，现在又是一个“慢慢打开的过程”。

    国外音乐界有一种营销理论：只要有5000个人愿意为你的音乐买单，你就能用你的音乐活下去。“如果我们的观众能听到更多种多样的音乐，我们也能达到这样一个成熟的市场——‘好歌曲’想做的就是从根本上去推动和撬动这件事。”在吴群达的预想中，《中国好歌曲》先提供一个平台，让老百姓能够听到以前没听过的好歌，“听到了以后，自然会有人选择拓宽自己的审美。”这种理论并非无迹可循，就在不久前，因为电视节目的传播，原本十分独立的民谣作品《董小姐》流传到了街头巷尾。

　　吴群达很乐于听到“中国好歌曲音乐节”这样的叫法：“现在是全球唱片工业整体衰落的时代，卖唱片挣钱已无可能，有了音乐节以后，独立音乐人的生存状况改善了很多。如果说‘好歌曲’也是一个重大音乐节，从这个‘音乐节’出来的独立音乐人，他们的状况可能会改善很多。”

　　在“唱片已死”的时代，这一场撬动音乐产业的“电视音乐节”变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