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昌纯：“今日为学，明日为国”

■记者许金艳实习生李若愚照片由被访者提供（署名除外）

葛昌纯杨枫摄

【院士名片】

葛昌纯，嘉兴平湖人，1934年3月6日出生，北京科技大学教授，粉末冶金和先进陶瓷专家。195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1980年获德国dresden技术大学工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当选为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

深秋的北京科技大学校园，绿意葱茏中已见黄叶翻飞。在葛昌纯创建的特种陶瓷粉末冶金研究所（也称“核材料研究所”），我们见到了葛昌纯院士。年已八旬的葛老，精神很好，正在给学生们指导论文。

研究所的墙上，挂着“材料报国，追求第一”的锦旗。这是葛昌纯八十华诞时，北京核学会所送，也是他对学生的教诲和期望，他践行了一生的信条。

葛昌纯一辈子奋战在材料科学研究第一线，作为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他常说：“我的前半生主要献给了祖国的核裂变事业，而我的后半生主要献给祖国的核聚变和核裂变事业。”

在共和国的启航时期，他和许多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在国家科技基础薄弱和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克服万千困难，向祖国和人民交出让人钦佩的答卷。

最珍贵年华，献给了“两弹一星”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协议被撕毁，用于气体扩散法生产浓缩铀235的核心元件——分离膜供应被断绝。苏联专家撤离前曾说，中国的核工业将被推迟，关键是中国不会制造分离膜。

不论是制造原子弹、氢弹，还是建造核裂变反应堆，都需要铀235，但铀235在天然铀中的含量只有0.7%。要使铀235浓缩，必须采用当时核大国唯一已工业化的气体扩散法，而此法的核心技术就是分离膜。

制造分离膜是一项技术难度极高的尖端技术，当时掌握分离膜制造技术的只有美、英、苏三国，分离膜的研制在当时是重大国防机密。

1960年，葛昌纯被调到新成立的粉末冶金研究室，开始从事耐高温涂层和粉末冶金新材料的研究。在唐山交大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让他很快崭露头角。他赶上了中央下达“乙种分离膜研制和生产”的紧急任务，26岁的他就被任命为这项任务的负责人。

葛昌纯已有英文、俄文基础，但想到其他国家的失败经验对我国科研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他逼着自己学起了日文、德文、法文。时任党委书记林纳和院长陆达把蒋伯范、赵施格和葛昌纯叫去说：“选拔几个人要你们来承担这个任务，通过这个任务把人才培养出来。要培养出几个像梅兰芳这样的人才。”当时没有什么基础，全凭爱国主义热情和国家需要，给了他们无穷的动力。

他和蒋伯范、赵施格、赵维橙、王恩珂五位核心组成员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科研队伍，不分昼夜，经过无数次推导、计算、实验、总结后，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在缺资料缺设备的条件下创造了奇迹——国家急需的乙种分离膜被这群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在1964年提前研制成功。

1966年国庆节，作为对新中国有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代表，他被国务院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1980年，“乙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在该技术安全运行20年后，1985年，国家科委批准“乙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为国家发明奖一等奖，葛昌纯被评为该项技术28位发明人中的第一发明人。

这可以说是葛昌纯前半生中最光荣的一页。他把一生中最珍贵的年华献给了“两弹一星”事业。他说，那段已记不清多少笔记本堆积成山、多少实验遭遇挫折、多少无眠之夜的经历永远难以忘怀。

重建稚川学校，获习近平批示

葛昌纯的老家，就在平湖南河头，莫氏庄园边上。

当年的南河头曾是一个富贵人家居住的地方，有多处深宅大院，其中最有名的是传朴堂葛氏与春晖堂莫氏的两处宅第。两家相距不足百米。

葛昌纯的祖父葛金烺是晚清进士，清同治年间在家乡创建“传朴堂”。葛昌纯的父亲葛嗣浵将“传朴堂”做大，藏书一度到了四十余万卷，成为浙江三大藏书阁之一，与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齐名。葛嗣浵更立志于教育事业，创办了平湖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中学——稚川学校。

稚川学校历三十余年，造福几代人，平湖第一位中科院院士邹元燨也曾就读这里。1915年、1921年，葛嗣浵先后获得大总统六等和四等嘉禾奖章，这在平湖现代教育史上是少有的。

1937年，葛昌纯三岁，动荡不安的时局，横生变故的葛家，一切都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1月19日，侵华日军第二次进入平湖城区，葛宅惨遭焚毁，宅内的稚川学堂与守先阁及其无数藏书毁于一旦。如今，旧址只留下高耸的围墙和门梁上的雕饰，及对面照墙上被凿掉的“鸿禧”二字痕迹。

国难当头，国际经济危机又使葛家的钱庄尽数倒闭，重创之下的葛嗣浵在抗战初期便郁郁而终。

“整个都垮了，父亲去世，银行倒闭，平湖老家烧毁，等于国破家亡。所以我是最恨日本鬼子的。”

母亲赵曼影孤身一人带着他和比他大九岁的哥哥葛昌权逃难到上海（姐姐葛昌琯七年后才得以重逢）。幼年时的葛昌纯模模糊糊记得南河头，而更多关于老家的故事是后来从母亲与哥哥口中得知。幼年时期的这段国恨家仇，使得精忠报国和富国强民的志向深深扎根心中，他从小就懂得要好好读书，要忠孝仁义。

他记得初中时曾经回去过老家几次，七十余年后的现在，葛昌纯脑海中与之相关的记忆依然鲜明得犹在昨日。“过去，在南门外有一个乾大纸店，还有一个中发药房，（我们）就住在乾大的后面（1947年）。”

葛昌纯内心一直希望能重建父亲的稚川学校。2005年，他写信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说稚川学校校风很好，培养了一批名人，是浙江省最早的现代化学校之一，建议重建稚川学校和恢复葛氏“传朴堂”。习近平当即批示，由平湖市成立恢复稚川学校和葛氏“传朴堂”的小组。经多方努力，2008年4月2日上午9时整，平湖中学实验学校正式命名为平湖市稚川实验中学，了却了多年萦绕葛昌纯心中的一个愿望。

老骥伏枥，科技界的“拼命三郎”

由于家庭颠沛流离，葛昌纯的小学到高中，经常变换学校，但在哥哥葛昌权的调教下，他始终成绩优异，多次跳级。

在葛院士的回忆里，他在圣约翰青年中学打下较好的中英文基础，在南洋模范中学打下较好的数学基础，1947年，他考上了当时名师荟萃也是录取难度最大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

“考上中还有一段很传奇的经历。我考得并不好，但它有个口试，名师朱凤豪口试我。他问我哪儿毕业的，我说南洋模范。他说第几名？我说第一名，丙班第一。收！这个老师我记他一辈子，因为没有他我就进不去上中。”

新中国成立那一年，葛昌纯15岁，考入唐山交通大学。

建国初期的唐山交大，云集了一批国内冶金界的著名学者，不仅有以罗忠枕（唐山交大校长茅以升的恩师）为代表的学术名师，还有浓厚的爱国氛围，青少年时代的葛昌纯在这里建立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学毕业后，葛昌纯被分配到冶金部钢铁冶金总院的冶金室，指导他的是著名冶金专家孙珍宝博士。“他是非常重视实践的，他说年轻人刚毕业，应该下厂去。”于是葛昌纯去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特钢厂——抚顺钢厂实践，一干就是一年半。他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不仅能够自己烧炉子，还能炼钢铁，“每天一边搞科研一边实习，几乎待遍了厂里的每个车间。最后我要走了，厂长毕克祯（后任东北工学院院长）还不让我走，要我留在抚顺钢厂。”

1954年10月，抚顺实习归来的葛昌纯正好碰上反右风潮，他不仅与选派留苏的机会失之交臂，还被第一批下放到郑州插队劳动。

1980年10月，葛昌纯赴德。留德三年，他产生了一个愿望——办一个世界一流的将粉末冶金技术和特种陶瓷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所。回国后，他在北京钢铁学院（后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的粉末冶金教研室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特种陶瓷粉末冶金实验室。在亲手创建的实验室里，他将自己的理想一点点付诸实践，第一台热压机、第一个炉子……很快就做出了成果，开发出了st新型复合陶瓷刀片（后被国家科委评为1990年度国家级新产品）并实现了产业化。

葛昌纯的爱人夏元洛教授，是他科研拼搏中的亲密战友。1958年，两人在钢铁研究总院粉末冶金研究室相识。从1960年开始，他们共同投入分离膜的攻关战斗，特种陶瓷粉末治金研究所也是他们一起创建。

在同行和学生眼中，葛昌纯的学术生涯堪称辉煌，然而他却总是说，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每天早晨，葛昌纯都会在办公室伏案工作一上午，晚上还时常加班。已过八旬的他，依然坚持奋战在科研一线，被同行戏称为科技界的“拼命三郎”

2008年4月，平湖中学实验学校正式命名为平湖市稚川实验中学。葛昌纯（左一）出席命名仪式。

1966年国庆节，应国务院邀请，作为对新中国有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代表，葛昌纯（左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1980年10月至1983年4月，葛昌纯和夫人夏元洛赴德从事粉末冶金和先进陶瓷的研究。图为葛昌纯夫妇在莱茵河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