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红：植根鄂西大山的乡土作家

王永红（右）将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享受父爱》赠送知名作家叶梅

王永红（中）与本文作者胡振栋、廖崇纲（右）合影

    2018年4月6日，《中国民族报》发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知名作家叶梅的书评《青山不老，大爱无边——重读王永红长篇小说〈享受父爱〉》。文章称，王永红凭着多年的山区生活体验，以及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对山区人物的描写信手拈来，入木三分，栩栩如生，其笔端洇染着浓浓的鄂西风情和民间气息。他以人民为中心，潜心为普通劳动者立传，从而在《享受父爱》中刻画了“曾明俊”这样一位有血有肉、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主人公父亲。掩卷之余，广大读者更想知道作品背后的故事——怎样的作者才能写出这样感人至深的作品？前不久，笔者深入鄂西五峰土家山寨，走近了王永红，听他和他的朋友们讲述了《享受父爱》作者本人背后的故事。

    淳朴善良嗜书如命 心系桑梓文化惠民

    1974年冬天，湖北省五峰县举行农村业余文艺汇演。当时的渔关区组成由宜昌、五峰知青为主的代表队，选送了合唱、女生演唱、舞蹈、故事、说鼓子等一批优秀节目。人们发现，相声《水》的作者是一个十分生疏的名字——王永红。

    这也是王永红首次进入了当地文化人的视野。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知名词作家、五峰县文化体育局原局长方一方介绍，他曾在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文艺演唱材料》上见过《水》，这是他所接触到王永红的第一部作品；渔关代表队的排演，则更加深了他对王永红的印象，但那时他们从未谋面。

    “段子里妙语一串连一串，包袱一个接一个，惹人发笑，逗人捧腹，他把一个多年缺水、修渠引水、发电用水的生产队描写得热气腾腾。”方一方说，从《水》中，他对王永红其人有了最初的勾描，准确地说是想象：眼镜，白净，胆大，健谈，诙谐。

    “此后在县文化馆真正见到王永红时，我很惊讶，这怎么可能是王永红？”方一方说，只见给他们让座沏茶的是一个初与生人见面还有几分羞涩的中年汉子，“他说话很少，笑容很多，憨态可掬，神情淡定”。

    室内陈设一看就知道是典型的“半边户”（即夫妻一方在单位上班，另一方在农村种田），一个约10平方米的小屋是“家”，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办公椅、一个书柜、一个热水瓶便是王永红的全部家当。

    极大的反差，让方一方对自己的想象力几乎失去了信心，唯一让他找回点自信的就是王永红那双让人信任的眼睛：谦和而又真诚，深邃而有涵养，朴实中透着灵气。

    “我顿时觉得王永红前途不可限量，像他这类外形与内质不太一致的人，在文学艺术领域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坚韧性和适应性；要想做件事，不达目的势不罢休，著书立说、成名成家是早晚的事。”方一方坚信自己的判断。

    1980年，方一方调到文化部门，与王永红同在一个单位。这时他才知道，王永红最大的喜好是书。在他的全部家当里，最值钱的是书，所有的积攒都用来买书。虽然吃得简单，穿得朴素，从不乱花钱，但买书却是他最舍得、最奢侈的开销。

    有一次，几个好友拿王永红开涮，“饿汉三件宝，包谷、洋芋、苕；永红三件宝，堂客、伢子、爹。”王永红听罢，不慌不忙地接过一句：“还有书，是四件宝。”书，在王永红眼里，是他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宁可三餐不吃饭，不可一天不看书。

    读书，王永红属于典型的手不释卷，桌面上有，枕头边有，书就是他的陪伴，书也是他的乐趣。凡是他喜欢的中外名著、小说散文，总是读过一遍又一遍，精彩处还用铅笔划上杠杠。

    起初，王永红的书柜属于“开放型”，虽有玻璃门却从未上过锁。文化馆的同事和业余作者都是借书的人多、还书的人少。时间不久，书柜里的书少了许多，心疼得王永红不知如何是好。

    无奈之下，王永红只得写下“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字条贴在书柜左边，希望借书者登记。谁料没过几天，不知何人又在书柜右边贴了个纸条：“窃书不为偷，何况‘借’乎”。

    眼见藏书越来越少，王永红只得给书柜上锁。再见到在他书柜前晃悠打转的人，他总是愧疚地低着头红着脸，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明明是别人借书不还，他才迫不得已上锁，而他反倒觉得自己欠别人什么。善心待人，惜书如命！这就是我们大家既喜欢、又敬重、还心疼的‘永红大哥’！”方一方对此感慨不已。

    开放、贴条、登记、上锁，这是一则过去了的关于王永红与书的故事。时至今日，退休后在乡村老家“隐居”的王永红，早已有了几屋子数万册藏书，建成了全省闻名的“农家书屋”，成了文化惠民代表人物，乡亲们成了他书屋的常客。

    扎根乡土笔耕不辍 “辅导干部”侠骨柔肠

    “若论勤奋，王永红是我视野里很少见的。博闻强记、博采众长是他一贯的创作态度。”方一方回忆，记得多年前的一天，他们几个文友聚在一起谈论关于“狗”的故事。

    有人说：有一条狗名叫阿黑。那一天，主人家下地干活，把一个不到两岁的小伢绑靠在椅子上放在火塘边，小伢一阵动弹扑倒在火塘里。这时的阿黑将小伢从火塘里叼出来，又飞速奔向几十米开外的水塘里打了个滚，跑回来用湿身子在小伢身上滚，不知往返了多少次，小伢得救了，阿黑却累死了。主人厚葬了阿黑，墓碑上刻有四个字——义犬阿黑。

    直到今天，当年那个小伢的后人，每逢清明还在为阿黑插青扫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永红虽不插言，却掏出本子将这则民间传闻记下来，他说：“也许以后能用上。”

    “今天，当年坐在一起的文友，早已将‘狗’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是王永红的一个中篇小说《狗殇》，让我们重新拾起了往日的记忆。”方一方说，或许，这就是“灵感”对王永红格外青睐的原因。王永红觉得，只有植根生活，心系老百姓，才有创作源泉。

    2017年9月，《南方》杂志再次刊发王永红的小说《狗殇》，广大读者好评不断。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温秋圆说，《狗殇》让人荡气回肠，心灵震撼，是一篇乡土气息浓厚，温暖而又充满正能量的好文章。

    王永红真诚为人，真情为文，赢得了良好的人缘和大家的敬重。好人缘是什么？对他来说，好人缘是快乐，好人缘是随和。“他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朋诗友。”

    1982年，王永红带着方一方等参加《长江文艺》杂志社举办的小说创作培训班，他的中篇小说《水猫子》就是那次笔会的作业。

    培训期间，朝夕相处，让方一方有点为难的是，不知该怎样准确称呼王永红。方一方说，王永红比他大十来岁，属两辈人的“中间状态”，称叔称兄都觉不妥。直呼其名，不敬；喊“老王”，不恭；喊“王老师”，见外。那天王永红接到通知：请各县文化馆辅导干部到会议室开会。

    “辅导干部”，方一方眼前一亮，觉得这个称谓好，既无不恭不敬之嫌，又喊出了他的身份地位，且有点幽默感。打那时起，“辅导干部”就成了王永红的代名词。

    过了一段时间，王永红添了新书，便又以自己的笔名刻了一枚“尹弘藏书”印章，于是又有人喊起“尹弘藏书”来。无论是“辅导干部”，还是“尹弘藏书”，这一喊就是30多年。王永红笑道：“喊什么都可以，只要知道是在喊我就行。”

    在五峰县文化馆工作的王永红，多年主编县内《山茶花》《天池》等文学刊物，不少文学青年向他讨教，他总是有求必应，耐心而又诚恳地进行辅导，经他之手修改润色发表处女作的作者，说不清到底有多少。

    五峰县有个“国宝”级人物叫刘德培，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十大民间故事家”称号。他的出名，王永红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

    1972年，自从五峰县文化馆干部王作栋发现了刘德培之后，王永红就跟随他从事发掘推介刘德培的工作。后来，王作栋调离五峰县文化馆回到其家乡湖北宜都工作后，有关刘德培民间故事收集的事务就落在了王永红身上，刘德培更成了王永红在县文化馆家里的常客，他对刘德培管吃管住，生活各方面照顾有加。

    这期间，王永红搜集、记录、整理了刘德培的歌谣1000余首、谜语800多则。2004年，王永红编著的27万字专著《刘德培研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他关于刘德培的长篇报告文学《故事家的上书欲》也在全国获奖并产生热烈反响。

    对于民间文学，无论故事、歌谣、谚语、谜语、歇后语，还是包罗万象的民俗用语，王永红无不涉猎；凡他采集到的东西不管多忙，都会抽时间认真整理，一字字仔细誊正。民间文学是他创作的养分和他创作的源泉。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人把一个刚刚上路的文学青年上纲上线，将她的一篇小说当成负面典型，又评又批，掀起好一阵风波。当时，这位青年正在参加全县招干考试，而且成绩名列前茅，最终却因为此事失去了被录取的机会。

    王永红对此极为不平又不安，这不是影响人家的前途吗？他认为作品是经过他的手编发的，实事求是地说，技法上虽然稚嫩了些，但一个18岁的小姑娘绝无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王永红立马站出来，在很多场合为她呼吁，甚至亲自给县委宣传部领导写信说明情况。后来，事情终于弄清楚了，小姑娘又幸运地走上了干部岗位，她对王永红千恩万谢。

    人品，是一个人最硬的实力和底牌。方一方说，王永红的好人缘是厚道真诚，是在不温不火、不暴不躁中透出的侠骨柔肠。无论他与什么人相处，他独特的人格魅力都会得到师长、兄长般的敬重。

    宠辱不惊甘于平凡 乡土作家与众不同

    “作为乡土作家，王永红的确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方一方说。那一年王永红调到渔洋关文化分馆之后，与方一方等同事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有一天，他们几位文友相约到他家聚会。谈到王永红儿子的婚事，大家作如下分工——胡某某支客，方一方记账，刘某某放三眼铳，并特别强调放三眼铳的重要性，上亲进门时要不哑火、不间断保证连续二十一响。

    大家问王永红此等安排如何？他说：“到时候再看吧！”可是，王永红并没有邀请同事和朋友们参加他儿子的婚礼。事后，方一方写了一首打油诗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

    辅导干部本姓王/儿子结婚不声张/支客记账三眼铳/忘了当初细商量/亲朋好友丢脑后/唯有亲家心中装/要问牢骚何人发/进城尽管找老方。

    王永红见罢微微一笑，也回他一首：辅导干部本姓王/儿子结婚没声张/喜事新办当从俭/无须诸位来帮忙/哪天光临寒舍时/遍山大曲（当地农民自酿的苞谷粮食酒）透里香/打油称盐卖醋诗/留着纪念我收藏。

    这就是王永红，一个自家有事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且谦虚低调、以诚待人、勤俭持家、幽默风趣的基层文化人，一个受人爱戴的乡土作家。

    1969年，五峰县写作组相中了风头正劲的王永红，负责人找上门来跟他说明意图，“准备招工，在家静候”。王永红特兴奋，招了工，跳出了“农”门，前途命运就大不一样了。

    可是，左等右等，依然不见动静。细打听，原来招工指标被他人取而代之。一番痛苦之后，王永红自我安慰：“地球也得有人修啊！”好在写作组咬定了他，不久又弄来招工指标，并且“戴帽下达”，王永红终于如愿以偿。

    进城上班，回家探亲，这一路好不风光惬意。那天刚到家不多会儿，渔关区广播站语气严厉地广播通知：“王永红到派出所去一趟。”到了派出所，所长开始问话：“叫什么名字？”“王永红。”“在哪里工作？”“县写作组。”“写作组？难怪你有炸药。说，炸鱼的同伙有哪几个？”“我没有炸鱼。”“没炸鱼？有人举报，看到你提着鱼。”“提鱼不一定炸鱼，我打河边路过捡的。”王永红反驳道。

    “案子”最终通过别的渠道澄清了：炸鱼非王永红所为。有人笑他：“王永红你这回名声大了，广播一广，全区几万人都知道你进了派出所。”王永红淡淡一笑：“我属‘冤假错’，不过真让我想不通的是，他们怎么会把写作组与炸药搅在一起，写作组与炸药有什么必然联系？”

    这些当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后来都成了他的创作素材。

    到县文化馆工作的头十年，每逢专项运动、公路建设等都少不了抽调王永红搞政工宣传，1983年他才回到馆内履行辅导干部职责。他总觉得耽误太多，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写作、辅导业余作者和主编县内刊物上，工作得到全馆同志公认。

    有天开总结会，会上有人提出，“个别人用公家的时间搞私人的创作。”王永红明知是在说他，明知误解，明知委屈，却显得异常平静。什么是公家的时间？什么叫私人的创作？自己的写作与提高，不正是为了更好地辅导别人吗？不正是自己的岗位职责所在吗？当同事们都在为他鸣不平的时候，他却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人家是口误。”

    有缘才相识，忌生烦与恼，若无平常心，恩怨何时了。王永红说：“一个不愿意忘记过去的人，永远停留在过去；一个不会抛弃不快乐的人，永远不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