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中正以观”——举国体制抗疫的政治学分析

 

一、引言：“中正以观”

 

 

中国文明是最富有历史感的，对于中国抗疫启动之后的快速、高效以及成功控制住疫情的过程，需要加以复盘。复盘要从技术、组织、领导、精神及其文明底层结构等方面做整体性、合而观之的政治学分析。

 

“合而观之”的“观”字，可谓是关键词。“观”抗疫还有内与外、显与隐之分。即显在地“内观”自身抗疫，以及隐性地“外观”外部尤其是西方国家抗疫，方能更深刻也更中正地看清自身。只是显在地内观自身抗疫，往往会因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熟视无睹，没有了“观”的陌生化，也就难以看出“日用”中属于如英国哲学家迈克尔 • 波兰尼所说的“默会知识”“隐性知识”，(1)隐性的默会知识反而可能是属于根本性、原理性的。西方国家抗疫可以作为他者、作为参照系，从我们自身的主体性出发来发问，提出一个个重要问题，从自身抗疫中熟视无睹、理所当然的现象中看出“理”来，这就是隐的对于中西抗疫的比较政治学分析。

 

正是在抗疫的内外、显隐的双重之“观”中，方能更中正地看我们自身的抗疫，这就是《周易》观卦的彖辞所说的“中正以观”。“中正”，意味着既“正”，且“中”。“正”是正道，“中”是“执两用中”之“中”，是刚柔并济之中道，是针对任何事物必然具有的两方面的辩证关系的相对不断调整的动态平衡过程。出自五经之首的《周易》的“中正”，作为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理想，在具体的实践中难以处处、时时达到，往往过与不及之处是常态，甚至“观过而知仁”，但整个实践过程是不断朝着“中正”这一价值方向来努力的。

 

“中正以观”还意味着中西抗疫比较，中国抗疫的成功效能最终为世界所观，并“大有可观”，成效的“大有所观”正由于其一整套抗疫做法的“中正”。由此则衍生由我之内观、外观抗疫转向外之观我，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西方之观我；辩证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观我抗疫是否中正的立场、心态，影响到其自身抗疫是否尽力。欧美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在远观中国抗疫时的心态，往往如京剧《空城计》诸葛亮唱词“我正在城头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从而白白错失了中国湖北武汉市等封城的牺牲给世界赢得的两个多月宝贵时间。结果美国是唱砸了诸葛亮的空城计，而真的被病毒所攻陷。仓促上阵，抗疫节节败退，到处显示政治失能。特朗普政府却为了操弄选举政治的个人欲求，而百般污蔑中国、甩锅中国，想以此来脱卸自身抗疫不力的重大失责。在更深层次，可以看到西方在观中国，尤其是比较双方抗疫效能的巨大差距中，充分地反映其体制竞赛失败，从而对于中国产生深深的怨恨心态，这也正是德国学者西美尔、舍勒的研究很早就揭示出的西方现代性根底中隐藏很深的嫉妒与怨恨心理。西方这一两百年的体制优越感，在面对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之后，已在一点点丧失。这次中西抗疫效能的巨大反差，更是使得西方的体制优越感受到重挫，其怨恨心理也就集中爆发。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如果没有中国，更确切地说，此中国不是昔日被列强凌辱的近代旧中国，而是今日之中国，如果没有今日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实践的压力，在某些西方政治人物看来，他们完全始终可以用集体免疫这一招来应付过去疫情，而不会受到国内民众与选民的压力。这也如同疫情刚在西方发生时最初出现的“不检测就没有确诊”，包括日本也出现的“不检测，就没有新病例”的令人瞠目结舌的逻辑。西方在被动中观中国，由最初的批评、抗拒中国抗疫模式而在其后则虽不情愿却也不得不改弦更张而接受其中的一些做法。例如，若没有中国无比坚决的封城、强制戴口罩及其效果，他们就不会轻易放弃以往不让在公众场合戴口罩以及不接受封城的习惯。于是我们看到西方的被动的“观”中的被动学习，这也是中西互观所形成的一定程度上的“千灯相照”。

 

观中、西之抗疫，全世界看到两种“叹为观止”的景观。中、西方分别止于何处呢？分别是“一视同仁”与“适者生存”。中国之“观止”，止于对所有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一视同仁”之“至善”。中国收治的患者不分老幼，在武汉，上自 108 岁的老人，下至出生仅 30 个小时的婴儿，总体治愈率达到 94%，其中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救治成功率近 70%。西方则“观止”于“群体免疫” 论背后的“适者生存”逻辑。西方在刚面临疫情时，西方政治精英们抛出群体免疫论，欧洲有老人、美国有州长提出老人自觉放弃治疗，而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年轻人，这在西方是正常的， 但在有着数千年“敬老”文明传统的中国则完全不可思议，没人会说出口。

 

中西疫情面面观，真是意味深长，好一个“观”字了得。

 

 

二、快速进入战时状态的举国体制：全民组织动员

 

 

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而如《周易》观卦彖辞所说“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大 观在上”，则是因其“中正之道”。中正之道是价值理想，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在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朝向中正之道，由一时短暂的不正确或一地局部的不正确而很快转向正确，由一时一地的过或不及、一刀切而转向中道，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轴上看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发展。

 

“大观在上”者，是中国抗疫的总体战，对此的“中正以观”需要全面、深入地观察、总结：既需要观察疫情防控的专业技术，即中、西医技术以及数字技术等，也需要了解抗疫这一应急管理、战时状态的组织、动员，即组织力与领导力；既要看到抗疫的全民总体战中，中国人的精神将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又一次得到激发与锻造，也要认识到其所植根的中国文明的底层结构。

 

(一)“封城”决策的政治学分析：专业判断与政治决断、生命保全与经济保全的“执两用中”

 

2020 年 1 月 23 日，大年三十前一天，武汉市做出封城的决定。事后武汉被批评存在延误， 应该更早做出此决定。今天从中西抗疫比较来看，武汉相对已算是非常快的了。封城前几天，20日，钟南山肯定了新型肺炎人传人的专业判断。第二天，即 21 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而在钟南山之前，赴武汉的国家卫健委 专家组做出的专业判断是病毒不会人传人。所谓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交给专家来做，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

 

一方面，专家不是大众所想象的绝对理性、自动而不会犯错的机器，专家也是具体的人在做专业判断，尤其是要求专家在极短的时间面对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必须做出“是”与“否”这两个相反的、斩钉截铁的判断时，对于专家个人而言，无疑也是存在巨大风险挑战的，有时在高度理性下也不得不做适度冒险的判断，端在二者之间的平衡，即“执两用中”。对于专家、 专业是要信任，但不等于是神话与理想主义，而是要同时认识到专家的专业有效性与有限性这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尤其是二者的紧张关系。钟南山与他之前的专家团队，做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专业判断，这并非意味着要指责钟南山之前的专家团队。但问题自然还是来了，到底是听哪一位专家的呢?当两种专业判断出现分歧，面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不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学术研究探讨，更没有时间来犹豫、拖延，必须二选一。在这个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就是很细微的一点，那就是微妙的经验，即 84 岁的钟南山当年抗击非典时最难得的经验。这就涉及对于科学尤其是科学技术这一知识的底层逻辑的理解问题。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将世间知识分为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这两类，技术知识是像数学的一加一等于二，是确定性的知识，实践知识则只存在于运用中。我们的科技界对于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理解，往往因为对于科技也具有实践性知识这一点理解不深而造成一些短板，如飞机发动机尤其是其中的高温合金材料是我们的短板，国际上飞机发动机技术领先的英国罗罗公司在这方面的领先，在于其对于发动机高温合金材料的掌握建立在几十年无数次的实验的工艺参数基础上，这成为其绝不外泄的核心技术与商业机密。

 

第二方面，是在技术与政治两个不同场域之间的分殊、区别。封城这一决定并不是医学专业人士所能做出的，因为封城属于政治决断。政治是全方位、整体性的组织、动员，政治决断也建立在全方位的权衡、取舍的基础之上。对于政府而言，首先是对于专家做出的病毒是否人传人的专业判断的取舍。其次，地方政府不能不考虑到封城对于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工商业大城市的经济的巨大影响，封城对于每一位普通民众而言是影响到每天一家老小的生计，对于政府官员自身而言是影响经济考核的指标;百姓与政府官员的需求在发展经济上具有一致性。只有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能过得更好。其三，一旦做出封城的决策，如何能高速、有效地把城封住，这就是守土有责，不让疫情扩散到其他省区市，关键就是“防”与“守”这两个字。更迫在眉睫与最为关键的，是对于所有疑似患者的检测，以及对于所有患者的收治。还有一开始就要面对的封城 后民众恐慌带来的医疗资源挤兑问题，及一系列相关配套问题，比如，封城后的基本生活物质的供应保障问题。至于此后要面对西方的舆论战、信息战，则是当时还无暇考虑的。

 

当钟南山推翻之前的专家组做出的专业判断，而做出病毒会人传人的最新专业判断后，政府此时没再犹豫，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采纳了这一专业判断作为封城的基础性判断。而在“生命保全” 与“经济保全”的两难选择中，果决地选择了前者。反观西方，先是远远坐视中国疫情以致坐失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当疫情的灾难也降临，必须在生命保全与经济保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西方普遍地首先想到的还是经济，当疫情更加严重时，还是在两个逻辑的选择之间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当迟迟不能作取舍时，就是在坐视时间成本的流失。由此则一误再误，两者一个都照顾不到，两者都遭到严重损失。

 

难道中国政府与人民在“生命保全”与“经济保全”二者中就不重视经济保全吗？当然不是。谁都知道，中国政府是世界各国政府中最重抓经济的。西方文明的思维是二元对立的静态思维。对于中国文明的战略思维而言，则是强调既讲原则又具有高度动态灵活性的“执两用中”的“中正之道”，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之“易道”一言以蔽之就是“时中之道”，强调“时位中”。在“生命保全”与“经济保全”二者选择中，中国没有迟疑地选择了前者，当时有不少人怀疑是否做得有点“过”。但以中国文明的战略思维而言，“封城”而保全生命，就是湖北武汉以及此后其他地区在“此时此地”的中正之道，来不得半点犹豫。正是这种一开始的果决封城，才有对于疫情最快而有效的防控，也才有此后安全可靠而有效的分阶段复工复产。这就是中国文明的战略思维对于“生命保全”与“经济保全”二者所采取的“执两用中”之道。

 

中国快速封城的做法就是《周易》乾卦“文言”强调的“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 圣人乎”，乾卦“文言”同时批评、警戒“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周 易》之智慧于今日中西抗疫之比较可见。

 

中国人的牺牲精神的意义，正是以一时不得已的牺牲来换取永久的生生不息。这是只有中国这样博厚而悠远的文明方能做到的。中国文明所追求的是“可长可久”之道。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 舍勒在其《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批判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及其精神，(2)他批评资本主义不是将世界看作有机的家园，而是看作冷静计算和工作进取的对象。西方最初面对疫情时患得患失于要牺牲经济，其所显示的最初本能反应就是资本主义冷静计算的逻辑，但生命保全容不得半点资本主义式的计算。中国抗疫优先保全生命的选择，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在抗疫中的本色所在，也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人”逻辑的超越。

 

(二)政治对人性中恐慌的理解与超越

 

面对这次具有大流行特征的疫情，任何一个普通人都难免暴露人性中恐慌的一面，于是我们看到武汉最初因为对于疫情的恐慌而造成医疗资源挤兑。这很容易造成医院的集中交叉感染。可比较一下此后其他国家遇到疫情时对于医疗资源挤兑的害怕， 3 月 11 日，日本软银集团负责人孙正义宣布将向日本民众免费提供 100 万个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当时日本已经报告了近1300 例感染病例，其中一半以上来自被隔离的钻石公主号邮轮，日本国内已有 19 人死亡。孙正义此举并未得到赞扬，反而令人吃惊地受到日本网友群起而攻之，认为“这会导致日本成为第二个意大利”“轻症不用去医院，目前日本医疗资源不足，全部检测出来会造成医疗瘫痪”“上升的数字将引起恐慌”“蓄意造成日本医疗崩溃”。(3)

 

面对疫情，人性的恐慌是人性的本然，但恐慌会让人束手无措。欧洲的政治精英面对疫情流行时，竟然提出群体免疫，就是恐慌的一种强烈反映。恐慌包含了恐惧与慌乱这两个方面，恐惧造成慌乱而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武汉抗疫之初，有官员在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提问时出现的念稿等失态反应，就是面对疫情时内心的恐慌造成的。

 

以儒家对于人的性情的理解而论，恐慌是人之常“情”，但战胜、超越恐慌之“情”则是“性”，理解“情”与“性”之两端而“执两用中”是中国文明能可长可久之所在。于是在疫情之初，网上各种流言加剧恐慌而造成医疗资源挤兑的同时，我们更看到在武汉的广大医护人员奋不顾身、夜以继日地投身于新冠肺炎患者的诊治，看到社区工作者以及下沉到社区的机关干部在社区的防控坚守。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自身对于人的积极面的激发、调动。这尤其体现为全国支援湖北武汉抗疫的举国体制。

 

(三)抓住主要矛盾，明确划分出武汉、湖北与全国三层战场的战略思维

 

中国抗疫阶段性的成功是在战略上果断地做出“封城”的决策，中国抗疫战略性的决策还在于全国一盘棋，划分出武汉、湖北、全国由里到外的三圈的战场。“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是必须严防死守的保卫战，是要集中全国最好的医疗等各种力量来打赢。这完全是一种战争思维， 就像大家熟悉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由三大战役构成的大决战，当时正是党中央做出大决战的战略决策而使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早了几年。

 

《周易》之道，强调要抓住主要矛盾，《周易》的卦是作为整体、全局，由六个爻组成，而 其中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主爻。中国抗疫正是体现了习近平领导党中央，总揽全局，统筹四方，精准把握疫情防控全局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果断地将湖北尤其是武汉确定为全国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也就是大决战的战场所在。武汉决胜才能湖北决胜，最后是全国抗疫获胜。

 

今天中国抗疫的成功首先离不开党中央全局在胸的战略决策、部署。这较之于两个月之后美国这一大国的抗疫，中央全局性的战略决策的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美国由于是联邦制，联邦与各州上下完全没有配合，更谈不上如中国抗疫明确的战略，于是没有章法，乱成一团。联邦特朗普政府想救经济，而每个州各行其是，在救经济还是救人命之间取舍都不一样，而各州彼此之间又不能相互隔离，出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四)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战争丰厚历史经验形成的路径依赖

 

中国抗疫的战略决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过去成功的历史经验，尤其是革命与战争的丰富历史经验。我们来看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战争的历史经验的内在关联性。(4) 亨廷顿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稳定性来源于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与艰苦性。通俗地讲，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靠艰苦卓绝的战争打出来的。亨廷顿指出 20 世纪革命与一党制的高度关联性：“与过去所有的革命形成对照的是，在 20 世纪，每次主要的革命都把权力的集中和扩展在一党制范围内制度化了。”(5) 中国共产党承担了领导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双重使命， 其历时之长是苏联也是其他亚非拉国家所不能企及的。正如亨廷顿所揭示的，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深深扎根于群众，对于很大一部分地区行使了有效的政治权威。而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夺取全国政权则是戏剧性的。(6) 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战争的丰厚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抗疫采用举国体制，提供了一种路径依赖。

 

中国抗疫的成功，一方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激活与调用革命历史经验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过去一年多来中美贸易战这一场“战争”的锻炼。中国抗疫举国体制的政治学分析，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具有的面向未来的既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抗疫本身也是对于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命题的一次回答。

 

打赢贸易战、抗疫，都是要靠举国动员的总体战、人民战争。整体以观中国抗疫，可以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快反应速度以及韧性与后劲。

 

例如，2003 年北京抗击“非典”建小汤山医院的经验，被第一时间运用到火神山、雷神山 两座医院的建造上，在极限时间内将全国各地各个行业都调动了起来，从人员到物资到技术，从硬件到软件，展现了国家的超级组织动员能力。这一奇迹在方舱医院的建设过程中再现。设立方舱医院，借鉴的是军队的野战医院，但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野战医院，主要是征用现有的体育馆、 学校等来建方舱医院。这可谓是“急中生智”，是中国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一个创造。十多所方舱医院也是第一时间完工、交付使用，甚至还开创了 36 个小时改造一所医院的先河。方舱医院的设立，意味着疫情防控快速进入准战时状态。

 

中国抗疫作为全国一盘棋的人民战、总体战，需要统筹六个方面的工作：1. 对武汉乃至湖北这一全国抗击疫情主战场的统一指挥，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2. 调动全国各方面的积极性，组织各省区市驰援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的疫情防控。3. 统筹抓好湖北外各省区市的疫情防控工作。4. 统筹疫情防控工作与经济工作，特别是加强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5. 避免社会恐慌，保持社会稳定。6. 舆论引导和外交工作，回应国内外一些人的担忧和质疑。要做到这“六个统筹”很不容易，它涉及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防疫与经济、社区隔离与社会稳定、严防严控与心理疏导、国内防控与国际舆论等多重关系的协调处理。

 

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西方强调小政府、大社会以及社会对于政府的制约。中国则不同， 强调政府对于社会的领导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合力，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疫情防控。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点在 “防”，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所以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火神山”“雷神山”被视为奇迹，但家家户户所在的社区却被熟视无睹。中国各地社区， 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在一个 14 亿多人口的国家打赢了疫情“阻击战”。社区防控也是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一部分。全国城乡的疫情防控之所以能够做到联防联控，是与广大机关党员干部作为下沉干部与基层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卫生服务站医生一起投入到社区的疫情防控第一线分不开的。各地城乡社区普遍实行网格化管理，分口把关，严防死守，阻隔了疫 情的扩散。在联防联控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对于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批评，从而做到守土有责。基层社区的党员干部每天要做的工作，不止是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甚至还要帮忙保障群众 生活。基层社区的党员干部还要针对群众的各种情绪，尽力做好心理疏导工作。他们还要时刻注意并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的举国体制

 

 

今天的举国体制被称为“新型举国体制”。要对“新型举国体制”有深刻的理解，就离不开历史的视野。要在历史的纵深，尤其是在文明史的通贯的整体观中才能通透理解“新型举国体制”。这就是新型举国体制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前举国体制，以及与建国以来形成的举国体制之间的历史连续性与创新性。三者分别对应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

 

(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

 

中国文明以维持大一统，即大国政治、大国规模的统一性为文明之常态，国家、政府起着组织社会、经济的主导作用，国家的重大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层层下贯、落实，这是举国体制的前身，也可谓是传统的举国体制，一种农业文明下的举国体制。

 

传统中国采用举国体制的原因与动力有两方面：从来自外部的压力而言，中国的北方长久以来面临着北方草原帝国的军事威胁，定居的农业文明要抵御流动的并且高度武装的游牧文明的入侵，就需要有大国规模的全国上下统一的组织动员——从军队的征集、训练、调动、指挥到军饷、粮草的供应，都需要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的统一调配，这样才能有效抵御北方草原帝国的入侵。作为农业文明的中国有效抵御、击退了草原帝国的入侵，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东掉头往西而侵入欧洲。欧洲则无法像中国一样集中全国规模的抵御，结果被草原帝国反复扫荡。按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研究，西方不得不从海上开辟通道，以此来对冲草原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威胁，这才有了后来西方的所谓航海大发现。

 

从中国内部而言，农业文明受大自然的制约，农业离不开水，而中国在地理上又经常要面临 水、旱灾害，所以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并时常需要赈灾、救济等各种社会保障，这些都要由国家各级政府来出面组织，动员广大人力、物力。这些是从自然以及消极面来说。而从社会以及积极面来说，中国的大国政治，内部要时时注意保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不能因为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过大而导致内部的分裂、冲突以至战争。平衡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关系，统筹南方与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统筹经济的先进与落后地区，以及统筹农业与商业、资本的本末关系。这些都是大国规模的举国体制下的各级政府出面来统筹才能做到的，小国是无法对冲来自大自然以及社会的种种风险的。

 

传统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并不意味着只有国家、政府一端在独自发挥作用，同时也强调充分 调动全体社会的活力，发挥社会自组织的功能，尤其是发挥地方乡绅的作用。乡绅在国家与广大农民之间起着中间联结作用：国家的政策有赖于基层乡绅的配合与落实，从而调动、组织起作为农业文明主体的广大农民。政府与社会二者可谓互相配合、相互为用。

 

传统中国的王朝建国、发展到一段时间后，一般是在六七十年后，社会经济充满活力与动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最为直观的例子。晚明市场经济也高度发达。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在传统中国并不像西方是对立式的，而是互相加强、互相为用的。

 

(二)新中国成立后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

 

近代以来，中国一方面为了救亡图存，必须要从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深层次上是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这也同时意味着国家组织、动员方式实现工业文明式的高度组织化。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已经经过长时间的高度发展，大幅落后的农业中国为了能与之抗衡，不能亦步亦趋，而需要有大力赶超的大战略，这就需要善加利用自己固有的举国体制，将旧有的农业文明的举国体制向工业文明的举国体制大幅转变。这是现代的创新，也具有深层次的文明连续性。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

 

新中国面对当时工业极度落后、主要还是农业国家的现状，同时还要面对美国对于中国的全面封锁，中国迫切需要快速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国家对于工业发展的集中领导以统一规划、协调，不能平均用力，而要高度集中有限的资源来重点发展对于国家具有战略性的科技与产业，这就有“五年规划”等中长期规划，“两弹一星”则成为举国体制的象征。举国体制在战略层面的成果，是用 30 年时间打下了扎实的工业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过程中间离不开工农业“剪刀差”的积累，这是在中国内部的调整，而不同于西方帝国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殖民而将内部矛盾转嫁到外部。

 

举国体制有其审慎性。政策如何由上而下贯彻、落实，既不能打折扣，又要因地制宜，这就有工作方法的问题。工作方法绝不能鲁莽。中国共产党最讲究方法，这就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强调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由点到面，波浪式地推广。

 

举国体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事关谁来组织、领导以及发展的方向、目的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将中国由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将全中国组织、动员起来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的最广大对象则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举国体制离不开作用于人心，对于人的意志力、自发积极性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激发与调动，正是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所在。它抓住了人这一根本性因素，而这又完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所开创和坚持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正是社会主义体制才能激发包括广大工人、农民在内的全体民众的自发的建设工业国家的积极性。

 

(三)国家治理精细化：市场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文明三者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

 

理解了前 30 年的举国体制，顺势而下，看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更清楚了。前后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坚持社会主义体制；新之为新，则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在坚持原则下的高度灵活性、高度适应性，能因应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主动调整；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体现在与市场经济、全球化、数字文明这三个“新”的结合上，由此也使中国的国家治理进入精细化治理的新阶段。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一点，在于与市场经济的高度结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工业由偏于重工业向以往相对薄弱的轻工业等领域发展，同时也从偏于生产而转向同时照顾到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市场。市场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发挥政府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用好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这是对以往举国体制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超越。以往举国体制相对更重视技术本身，而忽略了市场与经济效益；新型举国体制则是技术与市场经济效益并重。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发挥统筹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形成部门、地方、全社会参与的格局。最大限度地调动、激发各方自发的主体积极性。新型举国体制对于包括政府与市场等在内的各种关系的辩证处理，体现了“执两用中”的中道。这是从毛泽东 1950 年代提出统筹十大关系以来就一直延续的，而在深层次上也正是中国文明的特点。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二点，在于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做各种代工，进而打造、建立各种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这些都有赖于此前 30 年所建立的完整工业体系。中国作为大国将始终坚持发展制造业，警惕制造业的空心化与虚拟化。

 

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竞争体现在科技的竞争，而政府在高科技创新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呢？新型举国体制突出的优势，正体现在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上。欧洲、日本、韩国甚至包括美国当年都有产业政策，甚至可以说当年也是靠此起家。在科技政策上，欧洲也一度发达。中国对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既加以学习，同时又因其举国体制，更能最大地发挥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巨大优势，这就是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充分激发各种创新主体自发的活力，从而达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

 

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伴生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既能办好大事，对于风险的承受、 应对、化解，也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如 2007 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 2008 年演化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世界经济都受到大的冲击，中国由于其新型举国体制而能迅速对危机做出强有力的应对。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的第三点，在于与数字文明的高度结合。这一点又与第二点结合，即全球化与数字文明叠加。一方面，中国在数字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较之当年在工业文明上的巨 大差距，已然大大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差不多的起跑线上。中国新型举国体制运用到数字高科技、数字经济上，将把新型举国体制带入人们还没有想到的新高度。另一方面，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叠加，面临的可能风险比单一的全球化更大、更复杂，防范系统性、重大风险，建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些都将激发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优势。中国既要深化对外开放，同时又要面对西方以自由市场的神话来打压中国。这是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

 

市场经济、全球化、数字文明的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对象除了广大的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之外，变得更为多元化，尤其增加了民营企业家、新兴阶层以及高科技人员等，这也是新时代“大统战”的新对象。数字文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高度弹性。 数字文明所具有的平等性与社会主义有共通之处，但数字文明在全球运行的结果往往是带来新的数字技术垄断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体制才既能对其善加利用又能对其加以规训。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结合市场、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高度弹性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一以贯之的原则性与高度灵活适应性的统一。

 

 

四、抗疫的技术、组织与领导

 

 

(一)中国为何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党的全面领导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单一制

 

中国为何可以做到全国驰援湖北，而西方为何做不到呢？这种支援是属于道义上的，还是属于制度上的设计呢?如果是制度上的设计的话，各地政府是各地人民选出来的，是对各地人民负责的，财政支出也要经过各地人大审议，这又如何解释呢？

 

中国为何可以做到全国驰援湖北这一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中国政治的默会性知识。进一步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

 

首先，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根本制度，中国抗击疫情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党委和同级其他机构之间，党委可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因此，这次全民动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自始至终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除了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组长的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湖北派出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为组长的中央指导组。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以打胜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为抗击疫情的重点。在抗击疫情的各个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都及时作出决策。这是中国能够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 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重要的原因。

 

其次，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中国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的乃是“单一制”。在单一制国家里，国家是一个享有主权的统一的整体，同时又按照一定原则划分若干个地方行政区划；地方行政区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具有任何主权特征；地方的自治权由国家通过宪法授予，各地方行使的权力主要来源于中央授权；同时，地方行政区没有退出国家的权利；对地方政府不适当的行政行为，中央政府有权撤销。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植根于中华文明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的这种“单一制”既不是法国“垂直式行政统制”的单一制，也不是英国“垂直的政党统制”的单一制，而是二者的结合。因此，在中国，国务院建立的联防联控机制可以根据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对地方政府提出防控疫情的要求，包括可以对各地的地方政府派出医疗队、提供医疗设备驰援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提出要求。像全国各省区市医疗队对口支援湖北，只有中国的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才能做到。比较美国各州，是不可能做到的。美国 2009 年发生 H1N1 流感疫情时，连封闭隔离都做不到。而在中国，正是依靠这样的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成了一系列大事，包括自力更生搞成了“两弹一星”。1950 年代，为了发展相对落后的西北，也为了战略安全，交通大学全校从上海西迁西安，连上海的一些理发师、餐馆也一并迁移。这也是举国体制才能做到的。

 

再次，这也是因为中华民族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当然，这和“全国一盘棋” 并非完全一样。“全国一盘棋”是一个方针，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强大的情感力量，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优势。这种道义上的、情感上的文化力量，有助于各地各部门更自觉地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合以上三方面，我们才能从更深层的政治学的意义上来理解为何对口支援省份，绝大部分省是省委书记、省长一同专程为医疗队送行所包含的默会知识以及制度意义。因为熟视无睹，大家所看到的直观的表层意义则是省委书记、省长的这一重视是鼓舞士气的，同时还有对于医务人员的关心，而不容易看到其深层的默会性知识与制度意义。

 

(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战时应急状态下中央、地方、部门的权力分工

 

举国体制下的应急管理要快速转向战时状态，需要处理好集权与授权的张力、政府与社会的合力，从而有效调动各方的积极、主动性，如《周易》乾卦彖辞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疫情防控总体战是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实战检验。在实战中我们看到总体成功之处，也看到不足。疫情防控不同于平常状态，是要快速进入类似战时状态。战争与现代性有深刻的关联性，西方欧洲国家的现代性与欧洲民族国家内部的战争有关，西方完成了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的全球商业扩展也是与战争互相配合。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则与反帝反封建同时反对内外敌人的战争有深刻的联系。

 

中国在 2018 年 3 月组建应急管理部，组织编制国家应急总体预案和规划，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件，推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和预案演练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整合了原来分属各个部委的应急职责，其领导往往兼任另一部的领导。我们看到武汉在最初的应急准备方面是有不足的，之前应急预案演练也证明是没有做到位的。应急管理的机制还要磨合，在实战中经受检验。国家疾控中心作为技术部门，没有行政权力，也暴露出第一时间面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出现的一些短板。

 

总的来说，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平时与战时相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平时的演练对于真正临战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基于对日常人性、人情的理解，基于对科层制容易产生形式主义的理解，也要对平时演练的有限性有所理解，否则也容易陷入浪漫主义。以美国的演习为例，据《纽约时报》调查发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早在 2019 年 1 月至 8 月就进行了一系列演习，模拟了代号为“深红色传染病”的情况。模拟演习有来自 12 个州的官员和至少 12 个联邦机构参与。演习的剧本是中国爆发呼吸道病毒，由发高烧的航空旅行者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病毒传到美国后在芝加哥被发现， 并且 47 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大流行。但现实是，在中国抗疫两个月后，疫情降临美国，美国还是束手无措。

 

疫情防控是一种准战争状态，战场上贻误战机是要死人的。对于严重的疫情防控，决策既要抢时间，同时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作为战争状态的疫情防控，要处理好集中统一的集权与授权、 分权的扁平化管理的关系，这样才能时刻保持第一线指挥员的机动、灵活性。但集权与授权的边界并不是这么清楚，尤其是事情紧急到需要下面第一线执行者做出权变的决断时。以为法律有规定就万事大吉，这不是政治的本质。要是这样，交给机器人就行了。对于宣布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措施严格管理，权力确实在中央，但地方如何先期做好预防，则是地方可以做的。武汉固然不能自己做主宣布，但可以做预防，不应该发生“万家宴”这样的事。在这点上浙江、河南等省政府就做得更好，早在中央上述宣布之前，就果断地提前停发了去武汉的长途班车。

 

中央指导组发现武汉抗疫初期整个指挥系统需要提升、需要提高效率的问题，如果指挥系统的工作依然是常态下的节奏，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战时，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挥这场战役和战争。所以中央指导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要求有关方面，要对有关工作加强整改。

 

替换湖北省委书记的应勇到任后第一时间强调，要围绕综合、精干、高效、扁平的目标，抓紧健全完善疫情防控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压缩指挥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做到靠前指挥、一线调度、无缝对接，确保省防控指挥部反应果断迅速、运转高效有序、执行坚决有力。

 

(三)领导的领导力：政治能力、政治发展与工作方法

 

制度、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组织通过人起作用，其中领导就起了关键的作用，也就是领导的作用。中国的举国体制中首先体现在领导的决策、部署上。面对危机是镇定自若，还是慌慌张张。若慌张失神甚或无动于衷，这场疫情阻击战就肯定打不好。所以我们看到湖北省有 关领导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种种失态，对照之前的时间延误，后来种种问题暴露，都可以看出领导力不够。欧克肖特将政治与艺术一样视为实践知识。政治作为实践知识，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 即领导艺术。譬如艺术的演奏，有的演奏水平高就成为艺术家，有的一听水平就不够。作为组织的领导，要以其领导力来带领组织完成组织、动员以达到预期目标。

 

从这次疫情防控看领导力，有几个省份比武汉更早提出预警，说明各省份干部的领导力表现不一，浙江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自觉要走在全国前列。同时我们也看到像中部河南省的领导力也高， 就湖北省本身而言，有的市像潜江市就做得相对比较好，很早就封城，显示领导的决断力与领导力。在不同环境的限制与给定之下，一个领导人的领导力还是有发挥空间的，政治之为政治的高超艺术就在于此。这也是只有在丰富的政治实践中才能真正掌握的一门大学问，所以不是谁都真正懂政治的。王船山指出行之后的知才是真知，而政治是不易的，具有政治能力与政治成熟的政治家是难得的，并以“志、量、识”(7) 来作为大臣即政治家的“大臣之道”。

 

中国文明是大国政治，不同于西方的小国政治。中央部委与地方省区、市、县，东部与中西部，官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要求官员在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历练而累积经验。抗疫是对于全国各地官员能力最好的一次考核，能者上，不能者下。一个组织需要用到奖惩手段来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尤其是战时状态下火线提拔、火线免职都是常有的。战场上对于贻误战机者、失职者，是戴罪立功，还是就地免职，取决于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指挥员的失职程度。我们看到一系列赢得人心的追责：对湖北省红十字会领导的处分，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双双就地免职，直至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的换人。战场是分分钟钟死人的， 战机不能贻误，昏庸者下，能者上。对于最早上报疫情的张继先则加以表彰，基层成绩突出者也加以表彰。在这场疫情防控总体战中，组织部、纪委、监察委都参与进来。

 

湖北、武汉的省委、市委书记被撤换，被换下的来自财经口的领导在应急处置公共卫生事件上不得力，而换上的两位省市领导都有政法口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在严格执行封城以及社区网格化防控疫情方面能够执行到位。这就是毛泽东 1949 年 3 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所提 到的“要‘抓紧’”，这是毛泽东提出的 12 条工作方法中的一条，他解释这一条说：“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8)

 

2016 年 2 月，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党委重温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并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在 2016 年 2 月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要求通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来学习工作方法与领导艺术，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

 

政治需要政治决断力与政治执行力，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其独特优势的政治行为传统，它是由政治惯例、政治默契、政治本能等构成的政治能力。习近平同志曾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中的工作惯例的重要性，(9)这是出于政治家的敏锐。这方面反而还没有被中国政治学界注意，这正是“书本政治学”所存在的问题。(10)

 

党中央派中央指导组坐镇武汉，督导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抓激励问责落实情况。指导组强调，打好武汉保卫战，抓激励动真格、抓问责不手软，优秀的火线提拔，不合格的火速问责，由此提振干部的担当。该赏则赏，优秀的火线提拔，这是督导“要抓紧”的所在，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强调：“必须在火线中选拔战将、猛将，激励更多党员干部在战疫中冲锋陷阵、拼搏奉献！” 陈一新一针见血地指出，战时状态火线提拔要突出“破格”二字，决不能在战时还四平八稳、论资排辈，要把提拔人选限定在战疫一线特别是危险岗位的基层干部和下沉干部，把提拔的条件限定为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经受住考验，表现优秀、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武汉市专门发文“对奋战在疫情防控艰苦危险岗位、表现特别优秀的可以按规定火线提拔、破格提拔”。

 

2020 年 2 月在武汉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也是考察考验干部最关键的时候。陈一新对问责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向社会通报。科层制容易出现形式主义，督导组强调要防止各条线多头重复向基层派任务、要表格， 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法。

 

(四)中西政治传统及抗疫问责差异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在此期间落实干部责任制， 一批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踏实、表现突出的干部获得表彰和提拔。同时，也有不少干部因防控失位、作风漂浮、失职渎职受到严厉问责。相比较而言，西方一些政客尽管在疫情初期马虎大意，疫情中期防控不力，却极少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甚至还能夸夸其谈，仿佛责任都是别的党派或者别的国家的，功劳都是自己的。

 

中西问责差异这一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隐藏着中西政治的默会性知识。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中西方对于政府官员责任、观念的差异。

 

一是中西方政治文明形态的差异。起源于“两希文明”的西方文明早期政治形态是城邦政治，属于小国政治。治理小国具备一般的法律、规则就大体足够，并不要求治理者有极高的政治能力。中国则是大国政治，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管理国家的是非世袭的士大夫官僚，即“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士从最广大的农民中产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代表着天下百姓的整体利益，与“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关系是“理一分殊”的关系。士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对于政治德性、政治能力有极高要求，这也是大国政治的必然。明末大儒王船山将“善”诠释为“处焉而宜”，(11)指把事情办得适宜，这是强调政治的“善”一定要从行为结果来看。相应地，民众对于士大夫官僚政治则寄予信任。政治是中国社会的主轴。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和官僚体制，西方则迟至近 代才产生。近代之前，西方社会政权由世袭的国王以及领主、骑士所掌握。15 世纪以后，商业、资本逐渐取代世袭贵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轴，政府围绕着商业、资本转。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 封建王朝大致都有两三百年的寿命，王朝中后期出现危机，由盛转衰，官僚化严重而政府失能、社会失序以致动乱，动乱的同时出现社会的重构，新生力量在重构中产生，提出愿景，得民心者得天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的新生力量，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制定出明确的总体目标以及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政府组织动员所提供的高效能。政府通过一个个小组以及经常性的会议工作方式，来确定、布置下一次做什么工作，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之一。 

 

二是中西方政治对官员责任理解的差异。西方政治对于责任的理解是法律意义上的。不作为的官员如果没有违反行政法等各项法律，也就谈不上被处理。而中国政治对于官员责任的理解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更有超乎其上的道德与政治责任。更进一步地，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党纪要求严于法律要求。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次抗疫中，许多被问责的干部不是因为违法违纪，而是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党考察干部的核心标准是能者上，不能者下。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共产党强化了不断考核、淘汰的选拔机制。这种内部机制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造就了高强度的淘汰效率，实质上远远强于西方的政党轮替。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使得在中国，没有一个公务人员是党管不到的，这是中国能够处理抗疫不力官员的体制性因素，也是西方政治形态对问题官员鞭长莫及的原因。

 

三是中西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差异。基于中国历史上的官僚政治传统，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信任胜于西方。中国人对政府所采取的隔离措施给予高度自觉的配合。而西方文明有长期的自由主义传统，许多民众不愿接受官方限制性措施，政府所掌握的行政资源也难以支持严格的限制性措施。自由主义逻辑既造就了对政府的怀疑，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当然其政府也无须承担像中国政府一样的责任。政府告知了疫情风险，是否接受隔离措施是民众的自由，疫情的后果也由民众自身承担，政府也就不用为抗疫不力负责。还要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于全球性扩张，当资本主义繁荣出现问题，内部不公和社会极化问题凸显时，政治体制就可能出现松懈、散漫、废弛的现象，表现为政治失能，进而损害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而中国的政治体制，保证了在遭遇疫情时官员能够迅速下沉，从而以最快速度动员社会力量。

 

 

五、总结：“一视同仁”与“适者生存”的中西比较

 

 

比较中西抗疫，我们一方面真切感受到各自的文明的本能、底色的差异，同时也深刻理解了中西抗疫所显示出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上的差异。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的“一视同仁”与 西方的“适者生存”这两种逻辑的差异。

 

西方精英最初面对疫情时抛出群体免疫论，暴露出西方文明中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 的残忍逻辑，少数强者生存下来，弱势者只能自求多福。历史上游牧民族基于生存与竞争的压力，对于年老无用者往往抛弃，任其自生自灭。西方文明的“适者生存”的逻辑是游牧文明、商业文明、海洋文明三者的合流，所以我们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面对救助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的选择时，很多西方国家都采取了优先救治年轻人的方式来分配紧缺的医疗资源。这看来似乎是功利主义的高度理性化。而中国却是一视同仁的做法，即使要面对救助老人还是年轻人的选择，中国的逻辑也是优先救治体弱老人这样的弱者，而让年轻人利用自己的抵抗力扛过去。这看来不如西方的高度功利理性，但却是养人之善心，超越功利而追求可长可久之道，使得文明能够永续。这正是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之所在。

 

“一视同仁”逻辑的文明底蕴、文明底层结构是“礼”，(12) 其文化价值是亲亲与尊尊、仁与义，是历史的忧患意识，为着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个人可以为家国而牺牲的家国情怀，这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正是这样的文明底层结构，成就了中国文明的可长可久之道。佛教进入中国而有中国化的大乘佛教，“一视同仁”的逻辑又与大乘佛教的真正平等心相契合。

 

世界抗疫比较，可以看到受中国文明、儒家文明影响的东亚各国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抗疫成效超过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内部，天主教国家又相对胜过新教国家。胜过的原因是其相对区别于新教的个人主义至上、资本主义至上并怀疑权威、秩序与政府。马克斯 • 韦伯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天主教并非就与资本主义对立，不过确实是相对于新教，天主教的资本主义没有这么过度。

 

“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中国文明传统在抗疫中能够发挥作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于文明内部传统的激活与调动。中国抗疫的成功是组织、领导、精神与文明底层结构的整体功能的发挥，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休戚与共、同心同德，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这一新制度文明的新精神。

本文注释：

（1）英国哲学家迈克尔 •波兰尼在其《个人知识》一书中，将人类知识分成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这两种：“诸如书面文字、地图或者数学公式里所展示出来的，通常被人们描述为知识的东西仅是其中之一而已；另一些未被精确化的知识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类知识，比如我们正在做某事所具有的知识。假如我们将前者称为显性知识 (explicit knowledge)，将后者称为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那么，就可以说，我们总是默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显性知识是正确的。”见〔英〕迈克尔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39 页。

（2）〔德〕马克斯 •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刘小枫编校，罗悌伦等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第 19 页、20 页、62—82 页。

（3）《孙正义被骂两小时：这 100 万个试剂盒，我不捐了》（2020 年 3 月 12 日），搜狐网。

（4）相关研究见谢茂松、牟坚:《文明史视野中的 70 年》，《开放时代》，2019 年第 5 期。

（5）〔美〕塞缪尔 • P .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第 341 页。

（6）亨廷顿的研究认为，西方型革命的革命派是从首都打出去，进而占领农村，流血斗争则是发生在占领首都之后。东方型革命的 革命派是从边远农村打进来，最后占领首都，流血斗争则是发生在占领首都之前。西方型革命中接管中央机关和权力象征非常迅速。例如 1917 年 1 月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很小的非法集团，大多数领导人不是在西伯利亚，就是流亡国外，但不到一年时间就变成了 统治者，所以列宁对托洛茨基说:“从受迫害和地下生活，突然之间变成掌握政权......令人头晕目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情 况则与之相反，他们从未经历过这种令人兴奋的戏剧性变化，他们不得不经过 22 年的奋斗，才逐渐地、缓慢地夺得政权。在此期 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共产党对很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行使了有效的政治权威。见〔美〕塞缪尔 • P .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第 295 页。

（7）相关研究见谢茂松:《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第 84—93 页。

（8）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42 页。

（9）相关研究参见谢茂松、牟坚:《从中国文明之连续性看“以德治党”、“党纪严于国法”以及党的政治建设的文明史意义》，《开 放时代》，2018 年特刊。

（10）谢茂松:《重建政治学的实践性:实践智慧在当代中国政治学中的缺席》，《东方学刊》，2019 年春季刊。

（11）王夫之:《礼记章句》，王夫之《船山全书》(第 4 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年，第 1471 页。相关研究见谢茂松:《大臣之道: 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91 页。

（12）相关研究参见谢茂松:《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价值》，《中国评论》，2020 年 4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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