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维：破解中西医之争的关键点

【摘要】丧失自己独立的中医思维，是中医话语权缺失的主要原因。中西医思维之争，主要是“以西律中”，即要求中医思维全面接受西医思维标准的检测、证明，因此中医思维处于完全不对等的、绝对的弱势位置。中西医是两套不同的理论模型与医学体系，目前没有可通约性，就底线而言，中西医最好各行其道、各安其位，方可并行不悖。而中医要挺立，关键是“扶正祛邪”，既要从正面论证、诠释中医思维的系统理论模型，同时还要与西医思维进行辩论。

【关键词】中医思维 中医话语权 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央领导小组的指示下，中医药深度介入新冠肺炎诊疗的预防、轻症、重症、危重症以及康复的全过程，并取得了异常显著而独特的疗效。但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张伯礼却提醒“疫情过后也别遗忘了中医药”，又对“在近日中国—世卫组织的疫情考察专家组中没有中医药专家。疫情报告中，中医药几乎没有涉及”深感遗憾。这些都暴露出中医话语权在国内、国际长久缺失的困境。

丧失自己独立的中医思维，是中医话语权缺失的主要原因

中医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有三个层面。首先是文化、文明的层面。作为中医深厚土壤的中华文化的话语权，即“文化自信”的问题还没有根本上解决。作为中医核心理论的“阴阳五行”并非中医自创，而是出自中华文化的《周易》、道家、儒家等理论体系。由此，阴阳五行是中华文化话语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文化话语权的问题没解决，派生出的中医话语权也就难以解决。第二是规则、国家管理层面。近代以来国家对于中医的管理，包括在政策、法律、规则的制定，都以西医作为标准。中医药大学、中医院的设立和管理，中医资格的认定和管理，以至中医诊疗标准的制定，全都是依照强势的西医规则而来的。中医管理按西医标准来，自然就造成中医话语权的长期缺失。第三是最为内在的中医思维层面。中医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中医思维，中医唯有接受西医思维的检验才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以上三个层面有紧密的关联性，文化、文明在根本上影响到国家治理，中医的国家治理则影响到中医思维的兴废。就第一层面来看，近年来中国的文化自信随着国力的增长开始上升；就第二层面来看，国家对于中医管理的政策、法规也在调整，正逐步改变以西医标准来管理中医的局面。在第二层面，国家、政府对于中医的扶持确实极为重要，但还是替代不了第三层面问题的解决，即中医在西医思维的强势压力下如何自身挺立的问题。因为医学上以西医为标准的思维、观念的形成，是百年来长期累积的结果，而观念尤其是价值观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可能离不开激烈的辩论，这就是持续一百年的中西医之争。而中西医之争“短兵相接”、最要害之处，则是聚焦于双方理论模型的中西医思维之争。

中西医思维争论之焦点，举其要者有：其一，阴阳五行尤其是五行，作为中医思维最为核心的概念，由于无法被目前的西医思维所解释，则或被认为是迷信、落后、不现代而成为要淘汰的糟粕，或被认为是伪科学，或纯粹是哲学、玄学甚至是纯主观的信仰。其二，中医思维的“经络”，不能被目前的西医思维检测、实证而被怀疑存在的真实性。其三，中医思维“五脏”脏象的系统性功能性概念，被贴合到西医的器官概念而受到严重曲解。其四，批评中药没有接受西医标准的双盲、循证的严格检验，因此中药缺乏普遍的科学有效性。甚至还以此批评中药是安慰剂，完全无视中医思维的因时、因地、因人的“三因制宜”。

中西医思维之争，主要还是“以西律中”，即要求中医思维全面接受西医思维标准的检测、证明，能部分接受检验者则差强过关，否则被质疑其合理性与有效性。中医思维面对西医思维处于完全不对等的、绝对的弱势位置，完全不能想象有与“以西律中”相反的“以中律西”情形的发生。中西医是两套不同的医学体系、思维系统，不能互相通约。“以西律中”的结果，必然是中医思维被动地接受全面的中医西医化，从而削足适履，让中医思维被西医思维曲解、阉割，从根本上丧失中医自身的主体性。中医因此一再受到各种降维打击，中医亟需升维思考：不是中医思维落后于西医思维，而是目前科学的进展还没有能力、还不足以理解中医思维。中医思维因此成为突破中医话语权困境、建立中医话语权的关键之关键，中医思维需要做孔子所说的全面“正名”的工作。

西医的微观不可统中医的宏观，中西医各行其道、各安其位，方可并行不悖

中医要挺立，关键是“扶正祛邪”。“扶正”是从中医自身理解中医思维，正面论证、诠释中医思维的系统理论模型，但正面论证自身的同时还是离不开与西医思维的辩论，即“祛邪”。中医的“扶正祛邪”不是敌我式的对抗思维，而是通过增进自己的正气，从而调整、改善人体内部环境，最终让“邪”不再适应新环境下的生存而被迫驱离，或者对人体无害而最终各安其位、和平共处。

我们不能否定中西医结合，而是要搞清楚中西医结合是在治病的疗效上，不是在“体”的思维层面。“扶正祛邪”层面对于中医思维以及中、西医思维之争的辨析，包括以下几个“短兵相接”的关键点。一是西医思维针对的是细菌、病毒对人体细胞造成的病变，这些都是极微观层面的，而中医思维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却是整体的大系统。二是中医思维强调对于人的身体的系统、整体认识，与西医思维里的心、肝、脾、肺、肾等解剖学意义上的器官完全不是一回事。三是西医思维将人体疾病的原因归结为细菌、病毒造成的人体细胞病变，西医治疗也就直接针对于此；中医思维解释疾病发生的理论是其病机学说，包括对于疾病发生原因以及疾病发展、变化的内在机理的解释。四是中医治疗方法有针灸、按摩、导引、中药等，西医思维以其双盲、循证的标准来要求中医，同时要求中医接受西医的病名，而疗效的标准也是西医的一套指标，中医即使这样被拉低，还是可以通过双盲、循证测试。这四个方面可以用“理法方药”这四个字来概括，前两方面属中医之“理”，第三方面属“法”，第四方面属“方”“药”。

如上所述，西医属对抗性思维，病毒是绝对的敌人，必须杀之而后快；中医则是天人相应的思维，将人放在天地、自然之间，以阴阳五行的系统、整体以及关系性、功能性思维来统一解释天、地、人阴阳之气的运行以及阴阳的相互作用。基于中、西医是两套不同的理论模型与医学体系，目前没有可通约性，就底线而言，中医要能自立、挺立，必须坚守中医思维，中西医最好各行其道、各安其位，方可并行不悖。更有进者认为，中医之整体、系统、宏观能涵括西医之微观，但反过来则不成立，因为大可能统小，小却不可能统大，这也可能是中西医之争的方向。

培养、坚守和运用中医思维，破解话语权缺失问题

以培养具有中医思维的多层次人才为突破口，改变中医西医化现状。目前的中医西医化，根子出在中医药大学的教学之初。同时，具有中医思维的人才，应该是多层次的。可见，培养中医思维人才，要以中医药大学为同心圆不断往外扩展。每一位中医药大学的新生入学第一学期都会遇到西医的《解剖学》与《中医基础理论》二者之间的打架、矛盾造成的心智、思维的混乱与撕裂。学生在中医药大学要学的西医课程的课时远远超过中医课程，这种本末倒置导致学生中医素质低下。而强势西医加之于中医带来的撕裂，也造成了中医教育的失败。权宜之计，可在中医课程的时间先后顺序以及比重安排上作出调整，即中医药大学本科一、二年级最好用纯粹中医教学，不安排西医课程。只有这两年初步建立了中医思维的基础，学生才不会被强势的西医思维裹挟而去，之后的学年方可考虑将西医课程作为选修课以供参考用。同时，要改革中医教材，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四大经典列为必修课。中医经典需要精读而能熟记于心，以备日后之用。学习经典就是要系统全面地掌握包括阴阳五行在内的中医思维、中医理论，须知“万变不离其宗”。此外，恢复传统的中医师徒传授制很关键；中医也要进入小学高年级以及中学课堂。

认清中医思维根植于中华文化深厚土壤的实质，在守护传承中发展中医。中医植根于中华文化这一更大的支持系统。国家在关于中医的政策和中医法规的制定、修改上，要跳出西医思维的束缚，遵循中医自身规律，朝着有利于培养、坚持和运用中医思维的大道上走。首先是可以在普通高校开设中医经典方面的通识课，若综合性大学与中医药大学合办中医课程则效果极佳，综合性大学学生可选学中医，甚至第二学位等。其次是鼓励对于中医有兴趣、有中华文化底子者自学中医，中医思维与中华文化包括《周易》《道德经》等在内的思维是完全相通的，所以古代不少士大夫自学而成一代名医。而如何开发出适合自学的中医教材则是关键，因为学生要通过细读中医经典来培养其中医思维。其三是应该鼓励一直延续至今的民间祖传中医的发展，以克服中医药大学过于西医化的弊病。目前的一个焦点是，没有上过中医药院校的民间中医合法行医的资格问题。虽然中医政策、法规允许传统医学师承者和“确有专长”的人员通过考试、考核办法获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允许他们“合法行医”。但普遍反映门槛过高，需要给中医多开新路。为了让民间中医在数量和质量上能有所提升，应该鼓励他们学习中医经典、掌握中医思维。对于民间祖传中医，如其传承者的文化程度不高，则允许他们“抱残守缺”守住传承。

在使用中坚守中医思维，以最小的成本治病、治未病。培养中医思维，是与在使用中坚守中医思维相辅相成的。相较于西医，运用中医思维能以最低的成本治好病。全国著名中医泰斗李今庸先生说：“方不在大，对证则效；药不在贵，中病即灵。”他用小方常药也一样能起沉疴而愈痼疾作说明。中医的低成本能保证全民医保的可持续性。运用中医思维，在西医认为的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难以治愈、只能靠一辈子吃药控制的慢性病上，中医可以出绝活。甚至在治疗各种癌症上，中医也可以出奇效。中医根据癌症的初、中、晚期有相应的不同疗法，但中医并不是按西医对于癌症分期来治疗的，西医的晚期对于中医的病证而言可能属早期。如李今庸先生就运用中医治愈了晚期癌症患者。运用中医思维同时能治疗癌症与慢性病的疗效，能让全社会更深刻地理解中医及其思维。此外，运用中医思维，还能充分发挥中医在治未病上的独特优势。

以坚守和运用中医思维为标准，判断中医标准化、现代化是否可行。中医标准化、现代化不可盲目，只有以坚守与运用中医思维为标准，才能判断其中可行与不可行者。在中医现代化上，为了用药方便，发展出中药单味、复方颗粒法。由于其萃取方法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传统中药饮片的特征，保证中医思维的君、臣、佐、使和辨证论治、灵活加减的特点，所以在功效上与传统中药饮片差不多，可见这一路径是可取的，也便于将中药推向海外。在中医标准化上，经方较之于时方，不用随意加减，是最合适也是最容易标准化的，这是基于经方建立在中医思维的三阴三阳的严密理论体系上。中医的方剂理论是君、臣、佐、使的配伍，中药按四气、五味而发挥作用，中药现代化的一条路经是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单味中药的分子，从而提取其中的单一有效成分即分子的单体功能，与中药方剂理论强调君、臣、佐、使各种成分之间的系统作用相去甚远。其中对标西医思维的注射液而发展出中药注射液，更要慎重并意识到其限度。目前的中医注射液大多是单味中药提纯，少数像参附注射液、参麦注射液也不超过两味，更何况单味中药注射液也只是从这味中药的几十种成分中提取其中一种，中药区别于植物药在于，中药是要组成一条方子来达到功能的最大化。

建立高质量的中医全产业链，促进中药企业转型升级。虽然目前国内中药企业不少，但数量不等于质量。中药企业要转型升级，就要往高质量全产业链方向发展。最紧要的是加强基础研发，而这根本上取决于对博大精深的中医思维理论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医经典以及经方的深入研究。在深刻理解中医思维、整理中医理论之后，才能理解《伤寒论》中的经方的战略意义，即并不是说开发更多的新方、时方就是现代的进步，恰恰是对于经方的加减方以及合用方的深度开发，才是今后中药企业在全球化下的新方向。纯正经方的以简驭繁，恰恰与全球化形成辩证的张力。至于保证中药药材的质量、中药药材基地的打造，要依据传统中医思维对于药与产地关系的深刻理解，不能把中药当成各地皆可种植的农产品来对待。为保证中药药材的高质量，可以对产地、采集时间以及炮制方法等进行严格限定，并用区块链等技术做跟踪溯源。要重视日本、韩国与中国争夺中医国际话语权的潜在威胁，警惕美国要求在该国的中药公布处方的行为。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清]张志聪：《黄帝内经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刘渡舟：《伤寒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

③钱学森：《创建人体科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④李阳波：《开启中医之门——运气学导论》，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

责编/张忠华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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