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师生的幸福，哪来理想的教育？

　　改善教育还得靠学校努力

　　如果问中国的学生、老师和家长：“你幸福吗？”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最近，本报刊登的读者来信《6年后我将收获一个怎样的孩子》，引发的社会反响之大出人意料，从各方议论可以看出，社会上正弥漫着对中小学校教育不信任、失望甚至恐惧的情绪。

　　两年前，易中天在主持一次年会时，问他的老朋友、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中国足球与中国教育，谁更有希望？这位对教育现状持批评态度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回答说：可能还是中国教育有希望。理由之一是：公众对教育的巨大压力使得有关部门把教育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他认为，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有希望把巨大的压力转化为改革教育的动力。

　　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董事长俞敏洪发现，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改革的动力。10月20日，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新教育”举办的国际教育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政府官员阶层、财富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很多人，为其子女的教育找到了出路：出国。俞敏洪创建的新东方学校主要是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并受益于高涨的留学热潮。他说，那些人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却对推动教育改革没什么兴趣，但普通民众和一些有良知、有影响力的人士，还在呼吁、推动教育改革。他相信，像“新教育”这些能引发基层学校努力改善教育的行动，自下而上，通过点点滴滴的渗透，可能汇聚成力量，带来改变教育的希望。

　　由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发起的新教育实验，10年来已吸引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1511所实验学校、10余万名教师参与其中。它主张“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试图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等方式改变学校生态，并逐步深入到完美教室的缔造与课程的研发等领域，激发了许多学校被窒息的活力。

　　此前几天，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北京十一学校举行的新学校论坛上，与俞敏洪一样看到了来自基层的力量，他面对1500多名中小学校长，鼓励他们：归根到底，未来的中国在各位、未来的中国在教育、未来的中国就在于由旧学校变成新学校，由新学校变成我们最喜欢的心灵塑造的学校。

　　2007年1月6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兰蕙公寓一间小会议室里，李希贵与30多位校长启动了新学校行动研究，“把你的行动拿出来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转化成我们的行动”。它确定“从学校的问题出发”，探寻师生抱怨背后的原因，围绕校长、教师、课程、文化、管理等领域，寻求建设理想学校之道。

　　发生在基础教育界的众多教育实验中，“新教育”和“新学校”是近年来比较受学校欢迎的两大行动。它们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支持，都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而作为“新学校”标杆的北京十一学校，还是国家级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深化基础教育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验项目学校”。  

　　好的教育理念为何难以落地

　　在民众对教育强烈不满的背后，其实是期待理想教育实现的愿望。杨东平认为，今天中国教育的问题，首先是全社会和教育界远远没有形成对理想教育的共识。很多人还在把读重点学校，上清华、北大等同于好的教育。

　　理想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理想学校来实现。6年来，参与新学校行动的上千所中小学校，正逐步形成共识：所谓理想学校应该更多地从学生和老师的感受来界定，比如看这所学校里，学生是否感觉愉悦，老师是否觉得幸福，他们能否共同成长。而朱永新发起的新教育实验，则希望师生们“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他和团队的成员们常用浪漫、激情的语言去激励新教育的追随者。

　　愉快、幸福、完整，这些中国学校稀缺的品质，眼下已成为改造学校的关键词。如何能让这些看起来空洞的词语变成看得见的教育现实？

　　目前，中国并不缺教育理念，缺乏的是让理想变成现实的行动。很显然，如果国家在2001年开始推行的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目标得以实现，中国教育将焕然一新。譬如，它倡导课程目标应兼顾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的统一，在中央教科所原所长朱小曼教授看来，这标志着课程功能观从过去更多以知识传递为主，走向培养完整的人。“课程改革的文化导向总体上与全球人类教育变革趋势相吻合，在本质上反对单向的、权威性的、控制性的、自上而下的威权文化，也反对过分单一的灌输式、模仿式、传习式、经院式的传统学习文化。”在新教育主办的“教育的文化价值”国际论坛上，朱小曼说，遗憾的是，这一有正确方向性的变革迄今远未能落实。

　　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较大一部分是因为“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被架空，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与尊重。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先后出版了两本书：《学生第二》与《学生第一》，他认为，管理工作中的“学生第二”、“教师第一”，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校园里的“学生第一”。

　　朱永新教授则表示，新教育实验最重要的逻辑起点就是教师的专业成长，没有教师的成长和快乐，难有学生的成长与快乐。在新教育国际论坛上，美国麻州大学严文蕃教授介绍了一项经典的研究成果：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观察了同样处于中等发展水平（50%）的学生，遇到不同水平的教师以后的发展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遇到优秀的教师，他们可以达到优秀（平均90%），遇到平庸的教师则降到较差（平均37%）。

　　目前，至少有3000所学校加入了 “新教育实验”与“新学校行动”。尽管，与全国数十万所中小学校相比，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它的背后，是学校与校长们自觉追寻理想教育的努力，难能可贵。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它们的论坛现场，朱永新与李希贵总会成为校长们争相合影与要求签名的对象。许多校长表示，他们非常期待李希贵校长在一年一度的新学校论坛上的报告，这次，他讲述的是十一学校在转型期经历的挑战与挣扎，让校长们感到震撼、激动和向往。一名听众通过会场的短信平台留言说：“听着希贵校长娓娓道来，突然觉得好感动。十一学校的教育温暖得能打动人心，不仅仅是身处学校的学子们每天沐浴着教育的阳光雨露，连学校之外的人也能感受到这分温情。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培养幸福感首先要减负

　　在“新教育”与“新学校”行动的参与者之中，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致力于培养老师们在学校的“幸福感”，这是值得庆幸与期待的变化。

　　在第三届新学校论坛上，深圳云顶学校的杨坚校长分享了他如何凝聚人心涣散的教师队伍的做法。他们坚持为老师办生日宴；在逢年过节短信问候离职的教师，欢迎他们与学校再续前缘；大张旗鼓地把教师节的红包送到每个老师手中；在中秋节给老师们的父母寄月饼，等等。从云顶学校这两年流行的几句话中，或许可以窥见该校的文化：什么是校风？校长作风就是校风。什么叫主任？主要承担责任，简称主任。什么叫组长？组织大家成长，简称组长。

　　江苏省无锡市蠡园中学校长邱华国，从教20年，已做了10年校长，面对当今教育的诸多怪现状，他的态度经历了这些变化：从痛而避之，到视而不见，到嘲讽批判，到追问思考，再到孜孜建设。作为一名新学校的行动者，其“匹夫之志”是“立足本校，系统创新，改善教育”。最近，这位深受会海困扰的校长所做的努力是，把“教师大会”变成“教师智汇”， 他认为，会议改变，学校就会改变。

　　一个多月前，温家宝总理提出，当前迫切需要把教育从应试和高考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解放学生、解放教师、解放学校。新教育所致力的四大改变中，包括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学生的生存状态和学校的发展模式。但对于深受迎来送往、各种指令、检查评比之苦的中小学校而言，解放之路漫长而崎岖。

　　哈尔滨市南马路小学的赵翠娟校长以减负谋求解放。她在新学校论坛上说，近20年来，在教育领域出现了许多令人应接不暇的理论、教学法、办学模式和研究课题，这些是需要删减的。“如果我们花很多的时间为了这些东西，以及它们背后的利益奔跑，学校和孩子们的人生就成了跑马场”。

　　其次，需要删减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带给学校的压力。“一级又一级、一层又一层，各个科室都下发文件、布置任务，如果我们都按照他们的去做，就不能干正经事。”赵校长通常的做法，是坦诚地表示“做不过来、请原谅”，如推脱不了，就“耍点小聪明”。比如她让一些老师设置了一种表格，一种活页，一种图表，“有很大的通用性，填写起来很容易”，迎接各种检查，并屡获好评。

　　赵翠娟还在学校的德育中做减法，减去很多大话和空话。她说，孩子们迟早会发现，那些话原来都是骗人的，会导致他们对真道德的不信任和对谎言的麻木。“这样的事我们宁愿不做，只是静悄悄地看着他们成长”。

　　2010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南马路小学的学习型组织建设做了重要批示，受省委省政府的邀请，赵校长带领43名老师对厅级以上干部作了一场报告。随后，许多政府部门的约请接踵而至，赵校长全部婉言谢绝，其中包括哈尔滨市委市政府的邀请。这位63岁的校长说，因为这会影响孩子们上课和学校的正常运转。

　　她理想中的新学校，善做减法，也善于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即符合教育规律的行为。她认为，学校应该是引发师生学习的地方，建设一支终身学习的教师队伍才是治学根本。“我做校长18年，这件事做了整整18年。”她谦虚表示，“我18年好像就做了这么一件事。”这位一心躬耕教育的校长，在她55岁时，组织要任命她为区教育局的副局长，她竟然急得大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