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雾霾，又见徐明

于12月12日出版的《侨报周末》刊发题为《又见雾霾，又见徐明》的文章指出，徐明所代表的这种官商勾结，腐败泛滥的 “先发展后整治”社会发展模式，与“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保护模式一样，在美国，在香港，我们都见到过。那么中国同样也越不过吗？

过去一周，中国新闻的头条，一是徐明死了，一是雾霾来了。

先说雾霾。说起雾霾，在美国是洛杉矶人最有资格说话。今日，远眺天际的秃头山（Mt.Baldy ），其纹理清晰可见，这可是35英里开外。而70多年前的洛杉矶，却完全不是这样。1943年7月26日，烟雾笼罩城区，倒昼成夜，能见度只到3个街区，“毒气”伴随加州阳光，刺痛人们的眼睛和喉咙。当时美国正在同日本作战，人们甚至怀疑遭受了日方的“毒气攻击”。这就是有名的“洛杉矶雾霾”事件。二战结束了，但是对雾霾的战斗却刚刚开始。1952年和1955年，洛杉矶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光化学烟雾”，每次都造成数百名65岁以上老人因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洛杉矶已经从“天使之城”变为“雾霾之城”，城市的天空被讥讽为“冲坏了的胶卷”。

此时的北京，如同当年的洛杉矶，“雾失楼台”，城市失去轮廓，也失去色彩。天安门不见毛主席，中央台没了“大裤衩”。假如说，这还有些朦胧美的黑色幽默意味，消息就不能让人释怀了：各大医院里的呼吸科已经人满为患，与春运时的火车站有得一拼。更令人惊心的是，前方记者们一个接一个报告恶心呕吐，感冒发烧，住院治疗。

当呼吸成为负担的时候，再谈论梦想，谈论远景，就显得矫情和虚伪。 这个时候，北京最需要的，不是牢骚，不是誓言，更不是段子，而是对雾霾原因的精准分析，和持之以恒的有效行动。这些行动，不是中国人运用烂熟的运动式“一阵风” ，比方说APEC蓝，比方说阅兵蓝。

雾霾，洛杉矶见过，伦敦见过，东京见过，如今北京又见到了。《洛杉矶雾霾启示录》(Smogtown） 的作者之一奇普·雅各布斯（Chip Jacobs）在洛杉矶长大，灰色是他的童年记忆。当被问到洛杉矶的环境治理对北京有何启示时，雅各布斯说，在洛杉矶,“愤怒的母亲”起了很大的作用，她们组织示威行动，抗议大公司造成的空气污染，因为雾霾伤害了她们的孩子，带来了哮喘等呼吸道疾病。 同时，加州政府起诉汽车公司，要求它们采取减少排放污染的措施，如安装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等等。因此，强力的政府与积极的市民，是洛杉矶战胜雾霾的首要因素。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有了经验，为何后来者总学不会？还是不可避免的规律？不可超越的阶段？当然，一些辩护者喜欢这些解释：雾霾是中国工业化必须经历的坎。但如果这样，逻辑推论就有点可怕。雾霾北京越不过，中国越不过。那么其他坎呢？也越不过吗？比方说，“中等收入陷阱”，比方说，美国遭遇过的大萧条，世界所遭遇的由于国际均势变化而引起的大战，也越不过吗？

此时，就可以提到徐明。正如雾霾一样，徐明也是再一次上了头条。一次是成为中国足球冠军球队大连万达实德的老板，一次是作为“谷开来王立军的牵线人”上法庭与薄熙来质证，最后一次，就是他病亡于监狱。对于他肯定是最后一次，但对于“徐明们”，肯定不是最后一次，这些天，又有“徐明式”人物上头条。徐明与雾霾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有一点类似，他所代表的这种官商勾结，腐败泛滥的 “先发展后整治”社会发展模式，与“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保护模式一样，在美国，在香港，我们都见到过。那么中国同样也越不过吗？

假如这样，就坠入了宿命论。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我们发现，人类总是踏入了同一条错误之河。正如美国小说家福克纳(William Faukner)写过，“过去永远不死，甚至从未过去”。如今，雾霾没有死去，徐明也没有死去。

但是，我们还是宁愿选择更乐观一些。即使躲不开，我们能不能缩短其时间，减低其痛苦吗？比方说，“愤怒的母亲”推动洛杉矶重见蓝天，中国如果能涌现更多“愤怒的妈妈”，如柴静们，与官方形成合力，也许，北京重见蓝天的时间，不用60年，甚至不用20年。也许，如果中国推动法制建设，我们今后就能少见些徐明，至少是让他们少上些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