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件钱钟书及家眷信札、手稿首次集中公开

　　“我们仨”百余书信将拍卖

　　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于近日集中浮出水面。这批物件将于6月22日亮相北京中贸圣佳春拍的物件中，包括了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的共计110件书信及手稿，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钱瑗钢笔书信。很多读者都曾通过杨绛的《我们仨》一书，了解到钱家三口的至真感情，而这些书信和手稿，会为人们呈现钱钟书生活中的更多细节。

　　《也是集》

　　作者曾经“不合作”

　　即将拍卖的信件，其写作时间始于1979年12月4日，跨度约有四五年。有意思的是，钱家三口的这些信件均寄给了同一个人—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的李国强先生。其中，钱钟书和杨绛的去信，大多是与李国强商谈《也是集》、《干校六记》两本作品的出版事宜；女儿钱瑗的信件，则是拜托对方帮其购买书籍资料。

　　钱钟书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双方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才开始书信往来的。在一封写于1980年4月12日的信件中，钱钟书以“国强先生”来称呼对方，可见当时二人还有些生分。此前，李国强曾提出为钱钟书出版合集的想法，但在那封信中，钱钟书婉拒了对方的好意。

　　“我那篇四十年前的小文章讲些什么，现在忘得一干二净，‘少年时干的营生’，懒去也怕去重提旧事。”钱钟书在信中解释说，“从理论上说，作者自己关于写作动机的回忆未必靠得住。回忆一般很容易根据现在的自我，无意或有意向过去的自我施美容手术；像作梦一样，回忆往往可以说是不写或不会写小说的人所编造的小说。”

　　他还写道：“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意义比作者事先或事后外加的申明似乎更可信赖、更重要，这是近世西方文评强调的一点。”他在此处引用劳伦斯的名言，“千万不要信任小说家，只能信任小说。”此外，他还谦虚地说，“我那篇东西一定很糟，不够格入选，干脆不予采用为上。请求您理解我的惭愧的心情，不责怪我的‘不合作’。”

　　据钱学研究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介绍，钱钟书在拒绝了两次之后，才终于同意出版了一本集子，那便是后来为读者所熟悉的《也是集》。

　　《围城》

　　译本“粗口”被人改

　　在后来的通信中，钱钟书已经称呼李国强为“国强我兄”，这一称呼的改变，直接反映出二人的交情加深。在双方的多次通信中，钱钟书时常提起有关《围城》外文译本的一些琐事。比如他曾在一封信中提到：“拙作《围城》俄译已由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版，近蒙译者索洛金君寄到，装订步入英译本之佳，然亦自原文译出者。”

　　钱钟书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能够以原著者的角度校阅译本，并给予意见。众所周知，他还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这一点在他书信中也有所体现。有一封信中，钱钟书提到了《围城》日译本的翻译情况，他说起一个插曲：“日译已脱稿，而彼邦封建拘谨，妇女苟笔舌道及粪秽等字，便为失礼。故译者来信问可否译文以‘文雅’之日语代之，只能笑而允之。”

　　据了解，此后李国强与钱家一直维系着亲近关系，至钱瑗病逝、钱钟书病重，杨绛也始终与其保持密切往来。对于钱学研究者们来说，这批信件的出现无疑颇具价值。远在美国的“钱学”研究权威学者范旭仑已经收到了信札的影印件，他说自己兴奋得连续几晚都没有合眼，赶写出一份长达数千言的信件释文。

　　“钱氏书单”

　　学术研究非常超前

　　钱家常常拜托李国强帮忙购买书籍，特别是一些很难寻觅的西方学术书籍。比如有一封信中，钱钟书这样写道：“兹附上书单一纸，计开四种。无厌之请，殊自愧也。急景凋年，大驾当栖栖南朔，贤劳可想，然返府度岁，更增乐趣，所谓‘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他在书单中列出了1986年新出版的四本书，分别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模仿的秩序》、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撰写的《本然的观点》，以及《诠释学读本》和伊斯兰学者马默杜克·皮克索尔的一本著作。

　　这四本书中，除《本然的观点》于2010年出版中译本外，其他三本至今无人翻译。范旭仑对此颇为感慨：“可以看出，钱先生的学术研究真是与世界同步，他看的很多书都是最新出的学术论著。这些书，不少是最近几年才在国内翻译出版的。足可见他的研究领先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

　　延伸阅读

　　小信札藏着大智慧

　　私人书信相对文学著作更能够反映作者的性情、情趣以及行文的特点，这也是名人信札的特殊价值。钱钟书在这批书信中也时常提及自己对人对事的见解。

　　点评同行

　　在一些信件中，钱钟书曾罕见地对同时期文学家的人品做出点评，其中包括茅盾、鲁迅、沈从文等。“三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从此段文字，可以看出钱钟书对鲁迅处理感情问题的一些看法。“中国俗说‘美人不易嫁’，弟旧作诗有云‘佳人自古嫁人难’，戏以此自道。”

　　谦逊如斯

　　“封面格式悉听卓裁，弟无主见。生平介绍，乞万勿夸饰，只须写弟之籍贯生年，述弟著作数种及现任职务，落落大方，如办得到，二校给弟一看（两天便可），以免鲁鱼亥豕，则固所愿望。倘有困难，便作罢论。”这是1983年8月10日的信件内容，足以见得钱钟书对他人的信任，以及他谦逊的修为。

　　诙谐风趣

　　钱钟书精于比喻，神来之笔信手拈来。“忽奉来帖，为之雀跃。来年一见，虽逊于鹊桥相会，然世故鸿洞，道路阻隔，得此已非易事”；“稿费屡支不减，岂兄为置沈万三家聚宝盆中乎”。1982年3月8日，杨绛《干校六记》已由广角镜出版。信中言语更为俏皮。“山妇是否肯献丑，则看兄之威力是否远及，弟无‘夫权’可行使，奈何！”钱钟书如此自嘲“怕老婆”。（记者 陈涛）

　　（北京日报 陈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