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卫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进行病毒溯源，应有全球视

      一味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对推进真正的病毒溯源研究没有任何益处

　　环球时报：美国总统拜登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在90天内确认病毒是否来自实验室，并要求对中国进行第二轮调查，您如何看待拜登安排情报机构调查这一科学问题？您对于美方呼吁对中国再来一轮调查怎么看？

　　梁万年：我认为美国通过情报机构开展的这项调查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我想强调，病毒溯源研究归根到底是一个科学问题，在哪个地方开展什么样的研究活动都是要依据科学线索和科学证据的，应该由科学家主导。一味将溯源问题政治化，对真正的病毒溯源研究的推进没有任何益处。希望国际社会真正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加强各国溯源科研合作交流，尽最大努力预防动物和人类再次感染类似病毒。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美国等一些国家声称“联合专家组在联合研究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无法获取原始数据，也无法接触想见的人”。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吗？对于近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提到希望中方能够更加透明，提供更多原始数据，您作为专家组中方负责人，如何回应？

　　梁万年：针对特别需要关注的174例早期病例原始数据库，中方在武汉现场向世卫专家组逐条进行了展示，只是出于保护患者个人隐私的考虑，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未同意外方专家拍摄或拷贝原始数据。外方专家后来多次在新闻发布会等公开场合表示这是国际惯例，他们充分理解。

　　在现场，面对174例早期病例的原始数据，中外专家共同确定分析思路，制定分析方案，分析研究结果，共同对结果进行解释。中外专家充分运用数据，对174例早期病例进行了时间分布、空间分布、人口分布等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并从病例的接触史、旅行史以及聚集性病例等多维度进行了透彻翔实的分析，还在研究过程中充分探讨。

　　可以说，研究结果是外方专家深度参与、充分认可的。完整的数据分析结果在已经发布的《世卫组织召集的SARS-CoV-2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世卫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中有充分体现，围绕174例早期病例的研究分析报告就有很多页，包括图表和具体的数据分析。

　　环球时报：8月2日，美国国会众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成员麦考尔发布报告称，有充分证据表明新冠病毒于2019年9月前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该研究所在中美政府资助、美专家指导下，开展病毒增益研究(gain of function，GOF)。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对于“实验室泄漏”阴谋论各个版本的发酵，您想强调什么？

　　梁万年：据我了解，美国的这份报告是不符合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际情况的。今年1月份，世卫组织-中国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跟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也去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实地考察，详细交流了他们在蝙蝠冠状病毒方面的研究及其他先进的研究项目。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做过让病毒毒性增强的功能增益研究。

　　据了解，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12月30日之前，没有接触、保藏或研究过新冠病毒；从来没有设计、制造或泄漏新冠病毒；迄今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零感染”。联合专家组对于实验室泄漏这条引入途径的结论是“极不可能”。

　　环球时报：在此前国新办的发布会上，您提到“我们不排除有新的证据出现，有些国家认为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调查研究，那么应该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之外没有接受过调查的实验室进行”。

　　近段时间，中国外交部不断呼吁美国应回应四大问题，解释涉及早期病例、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军运会和电子烟肺炎相关谜团，您是否认为美国这些谜团有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必要？

　　梁万年：对于这些谜团的具体细节我不了解。但是我想，病毒溯源问题是科学问题，科学工作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的，如果有证据出现就有必要开展调查，这个原则应该是全球各个国家都共同遵循的。

　　去年7月，世卫组织先遣组来华确定新冠病毒溯源中国部分的工作任务大纲。那时我们就形成了共识：溯源工作是一个科学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可能不是短期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继续努力，需要有序有效开展，需要全球合作。做好溯源工作，不能把眼光聚焦在某地或某个时间，应该是全球视角，在全球协同下，有重点、有部署地推进。

　　下一阶段研究应在多个报告早期样本阳性的国家和地区开展

　　环球时报：随着多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溯源的持续研究，已有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出现时间可能早于我们先前的已知时间。您认为这些研究对于接下来的溯源调查有何启示？

　　梁万年：我们向世卫组织建议第二阶段溯源工作应建立在第一阶段的研究基础上公平公正地开展，各国之间应加强交流合作，以科学家为主体、以证据为基础开展科学溯源研究。

　　在中国的第一阶段溯源的科学发现为推进在其他国家开展类似的溯源工作提供了研究基础。中国的建议书就全球框架下的下一阶段研究范围、有关研究的主要指导原则以及预期的主要成果进行了描述。

　　随着各国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持续研究，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武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界面的第一现场，中国建议世卫组织对已发表的更早期可疑病例、动物及环境研究发现的更早期证据等进行综述分析，确定现有证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还要组织专家对新冠病毒进化和全球病毒基因编辑技术进行深度评估，判断新冠病毒是否存在人工合成可能。

　　下一阶段研究应参考中国溯源研究时使用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对报告2019年年底前的污水、血清、人类或动物组织/拭子和其他样本检测显示SARS-CoV-2(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冠状病毒研究小组给新冠病毒的正式命名——编者注)阳性结果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研究，以进一步了解病毒在当地的起源和可能的人与人之间传染状况。

　　为确保相关研究的延续性，全球专家组应充分考虑第一阶段溯源研究专家的参与，以支持对该流行病的疑似起源开展联合研究。

　　环球时报：近日，9名科学家发表学术报告称，武汉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在疫情之前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客运和货运航班。其中，很多东南亚航班的出发地同时具有菊头蝠、穿山甲和已知类新冠病毒。世卫组织的报告也指出，通过冷链/食物引入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武汉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就具有通过冷链引入新冠病毒的重大风险。请问您如何评估这个重大风险？

　　梁万年：新冠病毒通过冷链运输途径进行远距离传播是在中国被首先发现的。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2020年6月11日北京新发地暴发疫情的溯源，通过对指示病例的流行病学分析，追踪到其感染与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有关。对市场环境样本、工作人员和密接人员的病毒核酸筛查，对摊位员工血清抗体的检测，对售卖的进口冷冻食品的追溯，对冷链食品、环境和病人病毒核酸阳性样本的基因组序列的分析表明，引起此次疫情的毒株具有L基因型欧洲家系分支I的核苷酸特异性突变位点，是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输入的，冷链可能是新型的病毒传播载体。

　　2020年10月，青岛出现新冠疫情，首发病例是港口的两名码头工人，无旅行史，亦无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接触史；与两例患者唯一能建立的流行病学联系是暴露于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表面的新冠病毒。随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青岛地区进口冷冻食品的外包装上分离培养出新冠病毒，由此证明冷链是新冠病毒的传播来源之一。

　　国际上也有多起与冷链或冷冻食品从业相关的新冠疫情报道，2020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分布在多个国家的至少30家大型的肉联厂、屠宰场或海鲜加工厂暴发聚集性新冠疫情感染。这些证据表明在大流行期间，病毒可以通过进口冷链产品等传播途径被重新传入无疫情地区，存在病毒可能通过进口冷链传输、感染并造成疫情扩散的共同特征。

　　在疫情发生之初，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认知的，所以在相应的采样、检测等研究环节没有从冷链这个角度设计考虑，现在回顾性地去看，正如我们联合专家组达成共识的结论，2019年末病毒通过冷链或冷冻食品进入华南海鲜市场并引发疫情是可能的。

　　新发传染病的病毒溯源工作任重而道远

　　环球时报：在第一阶段溯源工作完成后，专家们表示实验室病毒泄漏“极不可能”。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却表示所有假设都仍是开放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也就是说，实验室假说并未被排除。您对此怎么看？

　　梁万年：本着客观、全面的科学态度，我们在做科学设计时考虑了实验室泄漏这种假说，在评估各个假说的时候列出了支持这项假说以及反对这项假说的论据，根据这些论据和证据再进行评估。关于实验室的假说，我们列出了支持实验室泄漏的证据，即：过去我们看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曾发生过实验室泄漏病毒的事件。但是我们还有反对这个假说的诸多证据：实验室无外乎两条，一个是人工合成，第二个是泄漏。人工合成的问题早已被科学家证实是不可能的。泄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中国的实验室此前有这种病毒保存。

　　我们实地去武汉病毒研究所时参观了它的P4实验室，看到了实验室相关的状态。我们跟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管理人员以及工作人员进行了讨论，也跟他们讨论了这样的一个假说，对实验室准入、人员资质考评、研究内容审批、实验操作监管、设施设备运行、废弃物处理以及健康监测等方面的管理制度执行情况都进行了了解，并且仔细探讨了他们在蝙蝠冠状病毒方面的研究及其他的先进的研究项目。 联合专家组共同认为病毒不可能从那个实验室泄漏。

　　世界上有一些人掺杂了个人感情或者个人的主观判断，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实验室出现过实验室泄漏，或者某些人从事过实验室工作且自己出过错，臆断新冠病毒是由武汉的实验室泄漏的，我认为这是完全说不通的。我们是用事实说话，科学是要讲证据的。此次联合溯源研究“病毒由实验室引入这个途径极不可能”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在未来溯源的相关工作当中，联合专家组也已经达成共识，不会就这方面开展工作，除非有新的证据使它更有可能出现，我们才可能会再次提出。

　　环球时报：您认为目前国际专家和世卫组织就第二阶段溯源安排达成一致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哪里？作为中国专家代表，您想对其他国家或正在受到政治干扰或压力的科学家说什么？

　　梁万年：新发传染病的病毒溯源工作任重而道远，想要最终追溯到病毒源头是极其困难的。从病毒溯源的历史上看，找到菊头蝠作为SARS可能的天然宿主花了十年时间；2012年在沙特发现的MERS病毒曾经造成多个国家暴发疫情，对其起源的假设仍然是动物到人的传播，最初的溯源调查都集中在蝙蝠，后来在骆驼中发现感染证据，目前推测病毒感染路径为蝙蝠-骆驼-人，但真实的起源情况尚不清楚，还缺乏传播链证据；1976年发现的埃博拉病毒至今仍在非洲地区的部分国家导致疫情暴发，对该病毒的研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猩猩和蝙蝠等动物，但具体起源于何种动物，至今仍是难题。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新冠病毒的溯源同样不是制定一个短期计划能完成的，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通力合作。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唯有同舟共济、携手合作，各方共同努力，坚持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才能真正有所收获，守护好全人类的健康福祉。